上文說到，無論聽到什麼閒言碎語，哪怕只是「捕風捉影」，均可直接報告皇帝，簡直就是公開鼓勵「倒閒話」了。於是「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倒閒話」既為至尊天下所認可，並公然使之制度化、合法化，則普天之下的「閒話愛好者」，其欣然雀躍為何如？更何況，閒話這種武器，具體地使用起來，又確有許多妙不可言的好處。

第一是「合理合法」。在說話這個問題上，中國人和西方人的觀點是不大一樣的。西方人主張「言論自由」，認為說話是一個人的「天賦人權」，誰也不能限制和干涉。故西哲有云：「我堅決反對你的意見，但我寧願犧牲生命，也要捍衛你發表這個意見的權利。」所以西方人說話比較隨便，國是可以議論，總統可以批評，上帝是否存在也可以懷疑（中世紀以後）。即便說錯了，也只能說你說得不對，不能說你「不該說」。

中國人就沒那麼隨便了，並不是什麼人都可以說話，也不是什麼話都可以說的。比如犯上作亂、造反謀逆的「反話」，不但不能說，連在心裡想一想都是殺頭的罪，其罪名就叫「腹誹」，也就是在肚子裡誹謗「君父」，同屬「大不敬」。

其實，豈止是誹謗批評不得，就連他們的名字也不能說。比如五代時有個叫馮道的，當官前曾當過先生。有一天教學生讀《老子》，一開頭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學生為避先生之諱故，不敢說「道」字，只好大聲念道：「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的確，中國人的許多話，確實是「非常不敢說」的。

不但「反話」不能說，「正話」也不能隨便說。說的時候，要看場合，要看對象，要看自己的身分（有無資格說這些話），還要注意態度、語氣、方式、分寸。倘若犯規，君父、長官、老爺大人們便會一聲斷喝：「這裡豈有你說話的地方？叉出去！」或令「掌嘴」。所以懂規矩的中國人，一般都不會「亂講」。不分場合、不看對象、不注意態度語氣地「信口開河」，至少也會被目為不懂規矩、沒教養。

「正話」不能「亂講」，「反話」更說不得，這樣算下來，大約只有「閒話」，可以隨便說，或說得比較隨便。所謂閒話，也就是非正式的話。中國人說話辦事，極其講究規格。這些規格無非官民之別，朝野之別等等，總之是「正式」與「非正式」之別。正式的話是「官話」，非正式的話是「閒話」。

民可以講「官話」（如宣讀官方文件），官也可以講「閒話」（非正式場合上的非正式發言）。故「閒」與「不閒」，全在於是否「正式」。但凡「非正式」者，都可以謂之曰「閒」，無論其主體是否當「官」。這就官民皆便。

何況只要是人，就要說話。正話反話都不能說，或不能隨便說，如果連閒話也禁，豈不把人憋死？所以歷朝歷代，都沒有禁閒話的「法」，也沒有禁閒話的「理」。茶館裡張貼的告示，也只會說「莫談國事」，斷不會說「禁止閒話」的。

其實，「莫談國事」，也就等於「多說閒話」。因此，在中國，「國事」往往也會變成「閒話」，比如變成小道消息和政治民謠，也沒聽說會遭禁的。因為所謂閒話，也就是「隨便說說」的意思，當然說得再隨便，也「合法」。

至於「合理」，則本之於「群體意識」。群體的也就是大家的，既無公無私，亦無分你我，每個人的私事、家事、閒事，也就是大家的事，大家也都有權來關心，來過問，來議論，來品頭論足，說三道四。所以，中國人歷來不承認個人有什麼「隱私權」，也不會懂得去尊重別人的隱私權。

要求享有和尊重隱私權，是近幾年才有的事。在先前，一個人如果要求隱私權，不但得不到尊重，反倒會被視為咄咄怪事：「怎麼，他難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隱私？」在不少中國人看來，「不可告人」的，也一定或多半是「不正當」的，否則為什麼不能告訴大家？這就只能進一步引來「閒話」。

總之，我是群體之一員，你也是群體之一員。我可以議論你，你也可以議論我，正所謂「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背後不說人」。反正「大家一樣，人人有分」，這就「公平」，也就「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