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爾翻到有一封英文打字的信，大意如下：

「親愛的支助人：我出生在布爾根省的Orkhon Sum，但我一直工作與生活都在外省。二○○一年八月我回到了家鄉布爾根，我和妻子與四個孩子－－年齡從二歲到十四歲。

「自從WV（世界展望會）介入後數年，我們改善了生活……我們本來同另一家人合住在一間小小的夏屋，十月的時候，我們沒有自己的屋子。天氣愈來愈冷，我自己是個老人，而孩子們還那麼小。」

「布爾根的WV給我們買了新家，用二十五萬tugrics（蒙古幣，相當二百二十八美元），我們的生活狀況較前愈來愈好了，謝謝你和WV的好心與慈悲。」

轉來的信末空白處，三張小小的黑白照，顯示寫信人Odonpurev租來的舊屋，和新的「夏屋」－－用兩張相片表出那有細煙突的木屋的右半邊，有一株大樹，以及左半連接另一側的邊屋。是在那種寸草不生、酷陽有風的天氣下拍的。－－這一些（信和照片）大約都由布爾根地方展望會的人代辦的吧，為了徵信於捐款人。

我不記得自己在那趟蒙古旅行中捐了那筆錢，我懷疑逆旅中能立即掏出「多餘的」二百美元，隨興作出額外善舉。但我的確聽過前一年大寒，壓垮許多人過冬的木屋，大批牲口斷了糧草，以致本來就在基準線以下的生活，一蹶不振。

從首都烏蘭巴托啟程的火車，在草原上走了十三個小時，景觀幾乎沒變過：低低的夏草，綿←不斷的簡單電線桿；偶見兩、三個白色蒙古包－－那附近就有族群不甚大的牛和羊，牧人馳騁在矮矮的蒙古馬上，煙塵飄過列車後邊去……

我是跟著一批「領養人」從台北出發，到布爾根面會那些孩子的，這群善心人當中有郵差、退伍空軍和年輕女律師等等。我受WV台灣總會之邀去「觀察」，可慚愧的是至今還沒有為此行寫點什麼，已經九年過去了。

那些資助童的基本資料，我手上也有一份，比如：

「Urun baigal 四歲女孩，就讀幼稚園。與父母同住，父親失業，母親是英文教師。喜歡玩洋娃娃。」

記得那女孩子非常害羞，會見的時候一度躲到桌子底下了。她的父親是獵人，由於近期禁獵法令甚緊，以致「失業」了。不過聊問起來，他還是偶然行獵，也有所獲。只是心虛，臉色蒼白。那獵人末尾說：我該教她騎馬了，因為明年要上小學啦。

「Ganjuguur十歲男孩。今年開始上學，但不識字，無法閱讀，明年將再度入學。母親在鄉下養牛，現與祖父母、兩個姐妹、親戚同住。他是個開朗、健康的孩子，常常幫忙作家事，例如挑水、撿柴、餵牛羊。」

騎馬這件事在蒙古十分稀鬆平常。據說全國普選的票箱，也由選務人員分頭騎馬荷載著，往選民分散的曠野去讓人投票呢。

WV除了募款助人，還作了不少事，譬如我們就參觀過他們輔導種植的菜圃，南瓜、高麗菜、兩尺高的青蔥，盈尺的胡蘿蔔，據說多處加總有上千畝－－在沙漠裡成功種菜，簡直奇蹟一樁呢。

每到一處，受助人表現的誠意足以感人之外，也覺得不忍－－明明我們是來安慰的角色，卻擾人不少，特別是官方也介入安排的氣氛中，例如幼兒園孩子們僵化的歌舞，訓練過度的兒童答謝詞。

最後抵到一處－－長官和代表們大老遠便來相迎，結果在草野上雙方會見了。有人提議拍個照留念吧，副省長說：找個好背景去－－他心目中不遠有一條大河，於是一行三十餘人跋涉了二公里，披荊斬棘的終於站定在高漲的河面前留影了－－那是我中學地理課本上就提過的「色嫩河」。

（本專欄結束，將由楊昌年教授為您獻上新一期專欄【書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