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圖片提供

從台中帶回一本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出版的繪卷書：《從臺中雙冬疏散學校到內地復員：一位臺北女子師範學校教授在戰爭末期的紀錄》，書名很長，沒啥文藝氣，卻很清楚交待了年代、空間、作者的身分和特殊的視角，算是保存了作者的心思－實實在在的生活，實實在在的紀錄。

可一開頁，一股悠遠的山風從畫頁中薰然而來。那時候的雙冬還屬台中州，沒有檳榔，但有滿山的香蕉林；沒有雙冬姐妹花，只有避難山腳，終日與蕉林裡的瘧蚊奮戰求存的制服女學生。在諸多的台灣史錄中，由敗戰的日本人從一個中部偏遠山區，以高度的藝術感知來再現那段時光，是台灣從不曾見過，也是難能再得的經驗。

台灣史文人浮世繪

繪卷的作者塩澤亮同時擁有東北大學理學士和京都帝國大學文學士學位，一九三二年來台，任教於台北第一師範學校，一九四三年被徵召入伍，旋即臨時受命退役，協助主掌由台北疏散到雙冬的女師。他目睹日本據台最後的時日，以最艱忍的心戮力護持校園的秩序及備受瘧疾和離亂侵逼的學生安危。

戰爭結束後，他又被徵召協助國民政府重建被毀的女師，也親見台灣經濟民生、治安的惡化；一九四六年，同家人及一批日僑青年被恥辱地遣返廢墟中的日本，在仙台老家等待新教職的時日，他將這段離亂年歲的記憶，以一幅比美捲軸山水的「文人畫浮世繪」為台灣史留下一部彌足珍貴的紀錄。

畫卷的前三分之二是紀錄雙冬女師的內外環境和師生生活，畫面裡大半是幽美的九九峰下的耕讀校園，另外則是校舍角落中各類生活器具，空白處作者←澤先生除填入物項的簡短說明之外，更長篇長幅日記體式地表達了他當時對時局變化的焦慮，以及對校園師生安危的體貼與用心。另三分之一則呈現戰敗後在台日人面臨的困難，台灣在轉換期中的失序狀態和被迫屈辱離台返日的悲戚。

這幅珍貴的畫卷由張良澤教授歷經波折尋得才引進台灣，並由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正式以書籍形式出版，離初作已六十年矣。

寫實中  有寫意之趣

或許是因為作者文理雙修，或許是因為既是軍人也是身負教職的知識份子，塩澤亮先生的畫風在寫實中有寫意之趣，觀察細膩而精準，筆調溫和而堅毅，於潰亂中戮力護持生存秩序的精神尤其動人。

從他精簡的畫中，讀者可以看出雙冬校園任一處都存在著秩序，舉凡屋舍的竹椽木柱、房間裡毛巾的晾掛、櫥櫃間臉盆的置放、籬笆上棉被的鋪曬等等，都整潔如新耕的菜園，而這也正是作者念茲在茲的「高道義的日本」，正好與戰後大流離的混亂失序形成強烈對比－橫遭「老鰻」打砸搶報復的日人居所、被美軍炸毀的學校建築和車站、斷裂的樹木、離散的家人、變賣的家產、悽惶登船的流民、失落的行李與書籍、廢墟似的心情……這對比使得畫面上的雙冬和女師校園儼然便是避秦的桃源，而書的裝幀之美無疑又強化了閱讀者嚮往之心。

對戰後國軍接收台灣的行逕，塩澤的紀錄見證了當年台灣民眾對陳儀部隊的觀感：「進駐的中國軍打赤腳、用雨傘、扁擔挑鍋子、爐子、棉被，也沒有鎗。陳儀長官率領的中國軍，令迎接的台灣人啞然。中國軍進駐後，台灣人回復了對日本的尊敬與信賴，真是諷刺的事。」從歷史觀點來看，可以說他所觀照到的台灣社會心理轉折，預示了日後台、日、中之間糾纏不清的命運。讀者面對作者以帶理帶情之筆敘寫這一段關鍵，能不戚戚焉？

戰時台灣  珍貴的紀錄

然而，理解出秦入晉精神的讀者，應當不難發現：即使塩澤先生在敗戰之際以慈悲之懷深慟萬千日本男女在南洋、沖繩和各地戰場殞歿，即使他以歷史目光感懷日本五十年「治台」功業終毀於一夕，身為日本軍人的他卻從來不曾反省何以逢此大難，仍然一心只祈為天皇效忠，甚至不惜讓自己一家英勇戰死。為此，我多少懷疑，軍國主義下的日本人，是否也正符應了齊格飛‧藍茨的小說《德語課》當中，那位單以履行職責的專業倫理為價值，卻無視大滅絕存在的主角？也因之，這本書視為戰時台灣的珍貴紀錄可也，卻仍遠不是日本人對戰爭與和平的深度思考（那得等到大江健三郎的呼喊，甚或到新世紀的《次元艦隊》系列漫畫，才聽聞得到）。

此外，面對美化的奮鬥與美化的繪卷書時，讀者也不能不注意到：儘管塩澤亮先生盡心照顧女學生與校園的秩序，他畢竟只是關心日本殖民族群的利益與遭遇，對於更大規模戰爭殺戮和二二八事件竟不置一詞，因此，書中所言恐怕還不足以證明作者是一位人道主義者。

本繪卷作者的理性畢竟有其邊界，這邊界不比他的筆墨線條來得清明。有關歷史的對比與同情，我還起了一個疑問：讀者在同情作者的時代背景所限之餘，是否也能想像陳儀部隊來台時為何一身破落、挑鍋爐、擔棉被又沒鎗的原因？

時間延伸  思想生長

當然這本書並不是為崇日抑中而作。張良澤教授的編譯，同時收錄了塩澤先生長女泰子、次女淳子和幼子襄為本繪卷書的刊印發行而以書信體發表的追憶，讓這本書的時間更向前延伸、思想更往上生長了。其中八十歲的泰子在給張教授的信牋中，勇於提醒當時在台日人的閉鎖無知，更勇於反省日本肆意征伐諸鄰以致千萬生靈塗炭的醜惡歷史真相，甚且呼籲沖繩該歸還沖繩，呼應了大江健三郎一輩和平主義者的反戰精神。

塩澤先生的繪筆之美與護持秩序的精神，自然是令人心生景仰的，可如果讀者遽以為台日文明就止於此，還請再細細體察泰子文中所說參拜沖繩戰歿婦女「姬百合」紀念碑的一段！如果說塩澤泰子的呼籲還嫌沉重的話，那麼極力促成本書印行的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前館長劉峰松，則是看到了這本書的「喜劇性」。劉前館長在序言中認為這本書的出版、塩澤先生的後代終能欣然重遊台灣舊地，以及台日雙方能各自反思撫痛，建立真摯友誼，防止不幸歷史重演，「當讓原來是被殖民的人民有機會擁抱當年的伙伴歸來，而舞台上的演員都浮現了笑容時，那麼悲劇以喜劇收場，劇評家必然讚嘆為『華麗島美談』。戲在這個時候劃下句點，最好！」有此一序，塩澤亮先生的努力、諸兒女和門生的追憶、張良澤教授的引介和劉前館長在此書印行前激流永退、功成弗居，都可以串成歷史喜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