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一位香港知識份子對自身文化身份的省察，他說到「一國兩制」：「過去二十年來，香港人最熟習的是一種空間式的想像自我方式，就是把香港說成是『一國兩制的示範單位』。」甚麼是「示範單位」？也就是台灣說「樣品屋」。「……它被裝飾得美輪美奐，但它的作用和價值僅在於『示範』。可是現在，『一國兩制』已是賣不出去的樓房，示範單位也沒有人來買，這也是目前香港人感到失去方向、價值的危機所在」。

即使第一次見面，走過台大椰林大道，我就談到了殖民的問題，後來我們並未談得更直接、更多。除了我們佇立在西貢碼頭，倚靠著斑駁綠欄杆，一艘載客小輪駛近了，船艙頂部飄揚著紅底白紋旗幟，我說那旗子上是洋紫荊嗎？你答道：「是呀，白色部分是洋紫荊花，代表香港，底色呢為什麼用大紅？當然要自動地表示自己代表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回歸了嘛。」你又說，澳門特區旗幟就不是大紅，而是綠色的。那時你臉上又浮現常見的神情，略微傾斜的笑，濃眉挑起來，語調裡有一種誇張。有些事情，你是愛講反話的。「現在我們這裡是一國兩制的示範單位，示範給你們台灣人看。怎麼樣，你看了香港，有沒有放心一些？」

示範單位。樣板。日治時期台北許多建設，也都具有此類功能。例如築一座規模偉壯之總督府，例如將台北帝大築得比東京帝大更華麗。台北在日治五十年中被打造為西化、南洋、和風等諸般想像混雜的示範單位，並雜有其生根較深的漢人與閩地色彩。殖民時期不得不的交混，卻形成文化上的多聲合唱。香港於我別具吸引力，亦是在此。

那日，我們看著插放洋紫荊紅旗的船隻來回了十數次，換了多少批遊客，夕陽斜染過你頭髮，然後又披散到我肩頭。金紅色裡我們沉靜下來，如宗教畫裡兩個背影。後來，手牽著手到蘇珊娜吃牛扒去。我還記得地址，西貢普通道七十六號，你說你學校裡學生愛去的。看了看手錶，四個小時過去了，你好驚訝：「咦，我們兩個在碼頭上站了這麼久？」

六年後我又去了一次蘇珊娜。牛排太老，炸薯們失去了氣勢。我總記得昔年我吃過是附有紅酒的套餐，這次也依樣點了。才發現那一杯酒是如此甜膩。你的注視使那個夜晚產生了飲過太多酒的錯覺。原來我早忘了酒的滋味。只記得那醺醉。我恨我這次必須清醒。這孤獨的晚餐，使我得已聽見老空調的噪音，看清楚服務生不耐煩臉色，天花板架了木格子，格子上纏繞著塑膠藤蔓，燈光調得很暗，黑洞洞的，那藤蔓好像也兀自老了。

重臨舊地，悵惘或許都不是因為良辰難再。原來美景都是來不及看，看得最不清晰的時刻，才真正存在。日後那麼多情侶怨侶踏過此地此岸，西貢的海水還是一波波地湧來，退遠，小輪上還是插著洋紫荊紅旗子。夕陽那富麗也總是不改罷。西貢那個下午的一切，此後關於甚麼是人生最美好，我總以此為樣板。

而幸福竟是在夕陽中領取－－莫非就是一種惡兆。

記得從前看一支港片，劉德華夜裡帶了個女孩子回家，明暗光影中那女孩亦驚詫於房間的齊整漂亮，睡至天明，忽然轟隆一響驚醒了兩人，機械打穿了牆壁，原來那是一處「示範單位」，今早得拆了。

（本專欄每周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