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淑英（台大外文系教授）

華文書市終於有一本書以塞萬提斯為主角，引述他的《堂吉訶德》、《訓誡短篇故事集》和其他劇作為佐證，藉以勾勒塞萬提斯的一生，尤其他對小說文類的貢獻，四百多年來影響了世界文學的創作，也延伸引領其他文化領域如哲學方面笛卡兒的心物二元論和《沈思錄》，以及西班牙畫家委拉斯蓋茲的《侍女圖》鏡裡鏡外雙重角色的藝術表述。

《發明小說的人》──塞萬提斯與他的吉訶德（台灣商務出版），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威廉．埃金頓 （William Egginton），因應二○一六年紀念塞萬提斯逝世四百周年，歷時四年撰寫的專書。

如今中譯本面世，除了讀者腦海中經常迴繞的堂吉訶德之外（以及隨從桑丘．潘薩），對原著作者塞萬提斯的生平與創作，可有更完整的資訊來源與認識基礎。

過去十餘年來，台灣政界的知名人士，不論是自詡、自許或是他人引述，而經媒體報導比擬為現代吉訶德的有許信良、施明德、蔡同榮和沈富雄。從他們的心路歷程看來，頗有共通之處：胸懷大志有之、曾經叱吒風雲高人氣、或有身陷牢獄、有的流亡異鄉、時而時運不濟、有志難伸，也曾聲嘶力竭為百姓發聲……。宦海浮沈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拔河，終需在此二元論中尋求平衡與妥協。

然而不變的事實是，會將自己比喻成吉訶德，自然顯示吉訶德這位小說人物的正面形象和「自反而縮（縮：正直，義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執著與勇氣。吉訶德的言行舉止不是憤世嫉俗的酸言酸語，是深刻洞悉反省的悟道，他不惟反映西班牙的民族性，是人類共有的普世價值和修為，而這也是塞萬提斯的生命旅途。

四個世紀以來，全球讀者知音閱讀塞萬提斯筆下的吉訶德，認識了吉訶德先生，卻忘記了塞萬提斯；威廉．埃金頓的《發明小說的人》將塞萬提斯放在文學史文類創作的至高點，摒除語言和國家的藩籬，給予最高地位的稱許：一位發明小說的西班牙作家，成為世世代代作家學習效法的模範。

埃金頓這部學術論述，援引塞萬提斯的小說、勸世短篇故事、牧歌傳奇、戲劇詩篇等等，並且搭配他的生平際遇點滴（卑微的家境、捉襟見肘的窘況）與大事紀（征戰、入獄、文壇樹敵和伯樂知遇），小說與人生平行爬梳，有學術基底，有傳記史實，有鮮為人知的奇聞趣事，有雋永的知識涵養，更重要的是讓我們領略，在西班牙國勢全盛時期的黃金世紀，從文藝復興過渡到巴洛克時期，上下兩部的《堂吉訶德》如何道盡這個海上霸權的文治武功興衰，一位封建制度下沒落的貴族、時不我予的仕紳怎樣自我期許自我解嘲，屢敗屢起，也從這兒展現出塞萬提斯的智慧與涵養，他的人生態度與哲學：悲觀中有積極作為，就算世人皆濁我獨醒，也知所進退，接受現實——劍及履及，美好的仗已打過的達觀淡然。

艾金頓將《發明小說的人》的書寫結構鎖在十年間，從一六○五年《堂吉訶德》上冊面世引起的騷動著手，最後以一六一六年塞萬提斯辭世完結。這十年歲月以八個篇章鋪陳塞萬提斯七十年的人生，相隔十年始完成下冊的《堂吉訶德》。吉訶德三次出遊醒悟歸返，塞萬提斯在知天命和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年之間交出最傑出的文壇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