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與圖／黃怡翎（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執行長）高有智（媒體工作者）

台灣職場安全亮起紅燈，儼然成為「過勞之島」，除了高科技工程師、醫護、保全、駕駛等過勞高風險行業外，各行各業都暗藏「過勞死」的危機。從我們的經驗來看，「過勞」不是少數勞工的處境，也不是特定血汗工廠的案例。

一名二十九歲的高科技業工程師，工作三年多來，每天早出晚歸，也鮮少休假，每月加班時數動輒超過一百個小時。一日早晨到了該上班時間，家人見他還未起床準備，進到房間卻發現他趴在電腦桌前，電腦還開著，桌上擺滿了文件，他則早已沒了心跳與呼吸，來不及與家人說早安，也來不及向世界道別。

根據勞保統計，近四年來，我國平均每五天就有一個勞工過勞發病，平均每十天就有一個勞工過勞死。然而，目前浮現的過勞案例，卻仍只是冰山一角，背後隱藏看不見的過勞陷阱。過勞死的健康殺手正在台灣職場的各行各業中蔓延。

自二○○一年新版勞基法上路，修改法定工時上限為雙周八十四小時，當年每周工時平均降低了六小時，但台灣並沒有脫離「鐵人國家」的行列，總工時遠超過其他國家。二○一二年就業者的平均年總工時仍達二一四○．八小時，相較於日本一七四五．二小時、美國一七八九．九小時、加拿大一七一○小時、法國一千四百七十九小時、德國一三九六．六小時、英國一千六百五十四小時，台灣勞工的工時遠遠超過其他先進國家，高出了約分之二○至百分之五三。

勞動部在二○一三年完成《我國工時狀況與國際比較研析》，報告中指出，二○一二年在全球三十個主要國家中，台灣以年總工時二一四一小時排名第三，僅次於第一名的新加坡（兩千四百零二小時），與排居第二的墨西哥（兩千兩百二十六小時）。

而韓國過去工時都是高於台灣，但五年來韓國的全年工時持續下降，共減少兩百一十六小時，直到二○一二年首次低於我國，以二○九○小時排第四名。其工時並未因近年來傲人的經濟發展而增加。

先進國家的工時普遍皆為減少的趨勢，但台灣十年來降幅極微，工時變化幾乎持平，自二○○一年法定工時降低之後，至二○一二年總共也只減少二十四小時，降幅百分之一．一。台灣長工時的勞動環境，在國際上鼎鼎有名，始終名列前茅。

隨著近來科技的進步，網路的發達，以及智慧型手機、行動載具普遍，各種即時通訊軟體不斷推出。這些科技應用工具為生活帶來便利，卻也成為企業主管遙控員工的手段。主管們常利用手機通訊軟體、電子郵件等交辦工作，造成勞工隨時都需待命，回復主管的指令，衍生出「通訊加班」的新興型態，因此加劇了勞工過勞的風險。

公開的祕密

隱藏性工時

無所不在

台灣工時長，在官方統計資料上已經是國際間的普遍印象，但實際上的勞動情況，恐怕更加惡劣，因為還有「隱藏性工時」未被計入。所謂「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早已是檯面上公開的祕密。

以護理人員為例，往往是到了表訂下班時間，先去打卡後再繼續工作。醫院甚至發展出「積／借休」的制度，用以調節護理人員的工時，規避勞動法規，反而加重護理人員的工作負擔。

「積休」是指累積平時加班的時數，日後再行補休；「借休」則是指雇主會視當日工作狀況，指定員工休假不用上班，再將休假當日的工時，從之前「積休」的加班時數中扣除，作為規避加班費的方式。

實務上，許多護理人員往往積了數百小時卻未能休假，最後醫院再以打了好幾折的金額，將積休時數買回結清，嚴重違反勞基法的加班費計算方式。

過勞問題

畸形班表

難以充分休息

職場上，雇主也常常切割工時，造成零碎化的工時，方便彈性管理人力，但勞工作息必須不斷調整，難以充分休息。一名腦中風過勞的客運司機，每日下午兩點上班，開車到夜間十二點，扣除中間休息時間，一天正常工作時間八小時；但休息六小時之後，又得站上工作崗位，配合公司加班支援駕駛每日的首班車，開了兩趟車之後，休息不久，又要繼續下午兩點的例行排班。

依總工時來看，雇主雖然沒有違反一日十二小時的法定工時上限（含加班）。但如此零碎分散工時的安排，讓勞工無法好好休息，衍生的過勞問題，在打卡的工時數字中隱而未顯。

護理人員的畸形班表更為普遍，從大醫院至護理中心都出現這樣的情況。護理人員在一周內常常輪值二種或三種班別，包括白天班、小夜班、大夜班。因此，有些人在晚上十二點下班之後，隔天早上七點又得匆忙上工，繼續接白天班，常常搞得筋疲力竭，精神不濟。

近來某航空公司空服員也出面抗議輪班時間混亂。自與中國開放直航後，夜間航班大幅增加，光是該航空公司的夜間航班就占四成，空服員常需配合夜間工作，曾經兩班之間僅休息十小時。有時候，空服員下午五點才下班，但隔天凌晨三點又得飛上高空，睡眠不足，常常帶著血絲的雙眼上班，他們笑稱為「紅眼航班」。

惡意雇主

被偷走的

休假日

職場充斥不同類型的「隱藏工時」，勞工的實際工時常被低估。尤有甚者，部分企業還會苛扣休假時數，常見手法就是不給加班費，或者「以責任制之名，行超時工作之實」。勞工犧牲休息時間，卻拿不到加班費用，雇主惡意「竊奪」勞工的休息時數，甚至設法偷走「休假日」，這些也是助長職場過勞文化的現象。

一家知名日系化妝品公司曾出現「偷天換日」的手法，變相「偷走」勞工的休假日。因為當年度的五一勞動節，剛好碰上星期天，依法必須另行補假一天，但公司卻逕自公告，將這一天工作八小時，換算成四百八十分鐘，再平均分配到全年約兩百五十個工作天，讓員工每天可以提早兩分鐘下班。

看似簡單算數的挪移，但「化整為零」的結果，員工白白損失一天休假日，猶如「被偷竊的假日」，勞工只有自認倒楣，根本追不回來。

足以溫飽

工作是謀生？

還是找死？

勞工面對長工時的壓力，不僅身體疲累，更由於工作時間過長，侵蝕個人的休閒活動、家庭與社交生活，使得心理的疲勞憂悶難以排解，甚至造成家庭功能喪失，導致離婚率高、出生率低，並衍生出孩童或青少年缺乏家庭關注等社會問題。

我們不禁要問：工作究竟是為了「謀生」，還是為了「找死」？我們一輩子辛勤工作，不就是為了幸福的生活？我們努力賺錢，到頭來怎會犧牲了親情、健康、社交生活？

也許有人質疑：「為何要做到過勞死？離職就好了呀！」但勞工真的有選擇的自由嗎？我們觀察發現，看似自由的勞動市場中，卻有一條看不見的鎖鍊，緊緊綑綁勞工。愈底層的勞工，愈缺乏流動的自由度。其實，勞工在過勞環境下討生活，就像走在鋼索上，稍一不慎，就容易落入無底深淵，爆發過勞疾病。

經濟不景氣，工作機會少，勞工無法輕易離開現職，苦撐到底，就易於落入過勞死的陷阱。更何況，國人的工作文化是從小就灌輸「愛拚才會贏」的觀念，拚搏吃苦的職場故事也是激勵勞工付出的典範，卻忽略建構安全健康職業環境的重要性。勤奮是重要的工作價值，但合理與健全的勞動環境，卻是支持勞工就業的重要基礎。這是企業的基本認知，也是政府的責任，更是國家勞動政策的必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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