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史這種「彼出於是，是亦因彼」的情況，除了歷史傳承與影響之外，同代人造成的「人際效應」也是該注意的。不管是學人相輕還是良性競爭　又或是牽涉到的權力結構、學術地位等等，這些微妙的情緒波動在在都影響了他們的論點，這也是學術史研究的一環，這種研究亦有其必要性。
　　
就以梁啟超與胡適為例。他們曾在一九二○、一九二一年討論過老子問題，兩人見解各有不同。另外，一九二○年，梁啟超把《清代學術概論》草稿寄給胡適，請他指教；胡適指了也教了，但這件事梁啟超在自序裡只是略提。胡適覺得不滿，認為其中某篇增加的三節根本都是他的意見，梁啟超卻只這麼約略說說，就此帶過，實在說不過去。一年後，梁啟超完成《墨經校釋》，向胡適求序，胡適談了幾點方法學的問題，認為梁有些錯誤，梁啟超為此再答一序，結果書印出來，梁把答胡適的序放在前面，胡適的序放在後面，這又引起兩人的介意跟疙瘩。

　　最後，一九二二年，梁啟超曾在北大演講，內容特別針對《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此景此情，胡適都是不滿，但為風度、為大局，也不好意思當場反駁，只好把不滿放在心裡，約略答覆之後下臺，日後胡適就在信中對陳獨秀發牢騷，說梁啟超是刻意針對他，又說梁啟超在清華的講義都是故意找他書裡的缺點，偶有借用的觀點就當作是自己的，可是一抓到錯處，就直指不放。

本來嘛，學術是人造的，既然是人就不免主觀，而這個主觀總有些部份是被情緒影響。我們看表面，雙方交流學術，各有影響各有所得，這一點是事實，也是論學辯難的真正益處，但學術史貴在各層面的分析，畢竟人終究是一種複雜的生物，內在、外在、權力、私情、主觀、客觀，無一不影響我們，其間輕重或有別，但很難說完全無關──知識，難道不也是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