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佩君

1960年代廣為流傳的反戰歌曲〈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在每一段結尾輕聲詰問：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人們究竟何時才能學會，不再重複那些由仇恨開始、以死亡結束的故事？進入21世紀，烽火不熄，花兒又飄落何處？歌曲循環往復，歷史一再重演，在大衛．卡利（Davide Calì）與沙基．布勒奇（Serge Bloch）的繪本《敵人》封面，花兒啣在士兵嘴邊，隨著他從容走向戰場。

士兵扛著槍，咬著鮮紅的玫瑰，表情自信而光榮，彷彿相信自己正為愛而戰。他不是一個人。在前蝴蝶頁中，整齊排列的士兵充滿畫面，同樣的制服、裝備與姿態，似乎暗示著戰場上不存在個體，士兵是一顆棋子、一個編號、一個執行命令的工具。偏偏第二列中有名士兵含著四葉草，格外突兀。他和封面士兵是同一個人嗎？他是故事的主角嗎？作者沒有答案，只在高度相似的隊伍中，留下一個微小而醒目的差異。

為暴力提供正當性

《敵人》以舞台劇的形式展開，蝴蝶頁後是五個跨頁的序幕，黑底白色大字宣告：戰爭開打了！下一頁畫面由全黑驟然轉為全白，彷彿煙硝散去的戰場，枯枝的實物照片拼貼幾道墨水線條，荒涼而寂靜。接著「地上，有兩個洞」，不是畫出的洞，而是以實物攝影呈現挖穿紙張的破洞。顯然，作者不只是想要個洞，更想「戳破」什麼。

兩個洞裡有兩個士兵，在我們尚未看清其面貌時，文字已斷然定義：「他們是敵人。」敵人兩字特別用了紅色，延伸為書名頁的帷幕。正戲開始，帷幕拉開的瞬間，在畫面中形成另一個洞，孤獨的士兵蹲伏在白色階梯狀的平台上，在巨大的紅色背景中顯得渺小。

大衛‧卡利以士兵的獨白牽引出一連串問題，而沙基‧布勒奇則以乾淨的畫面、簡單的線條、漫畫的筆法，舉重若輕地拆解萬惡敵人的真面目。在繪本舞台上，戰爭被刻意抽離時空，只剩兩個洞、兩個人。他們未曾謀面，未曾交談，在各自的洞裡，做一樣的事：早上醒來朝對方開槍，然後等待。他們同時升火，同時吃飯，仰望同一片星空，淋著同一場雨。戰爭是如此荒謬且蒼白。

他們之所以彼此憎恨，是因為發號施令者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天，給了士兵一枝步槍和一本手冊。手冊告訴他：敵人殘忍無情，是一頭毫無惻隱之心的野獸，必須先下手為強，以保護自己和家人。

布勒奇在這本書中只用了黑色、褐綠色和紅色，並大量留白。褐綠色用在軍服與裝備上，而除了書名頁的背景，紅色不斷以少量而引人注意的方式介入視線：鮮紅的玫瑰、紅皮手冊、暴虐的敵人、血跡與將領胸前的勳章，似乎隱喻戰爭挪用愛與榮耀的語言，為暴力提供正當性。

誰決定誰是敵人？

故事的轉折，是士兵離開自己的洞，進入敵人的洞。洞，既是躲藏的壕溝，也是被意識形態侷限的視野，如柏拉圖的洞穴寓言，走出洞外才能看見真實世界與太陽。進入敵人的洞更意味著立場的交換。所以布勒奇特別置入真實照片，與全書簡潔的線條形成對照。士兵終於看見，敵人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與自己一樣，也有家人。

在敵人的洞裡，士兵發現一模一樣的手冊，只不過這本手冊中恣意屠殺的怪物是自己。巨大的認知翻轉，使他忍不住抗議：「這本手冊上寫的全都是騙人的。又不是我引發了這場戰爭！」

那麼，是誰引發了戰爭？是誰製造出敵人？是什麼讓我們憎恨一個自己根本沒有見過的人？

故事結束在敵我雙方互相拋出的瓶中信，在後蝴蝶頁中，軍隊依舊整齊排列，卻少了兩個人。他們去哪裡？回家了嗎？少了兩個士兵，戰爭會結束嗎？

《敵人》留下開放性結局，從2007年初版至今，像是遞給讀者一株象徵希望與幸運的四葉草。繪本無法止戈，但求一種可能：從意識形態的洞中探出頭來，用自己的雙眼觀看，用自己的心思考。我們要放下的，不只是武器，還有那本替我們決定誰是敵人的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