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文瑋

對日抗戰結束後，在南京舉行的「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降書〉的日文副本，是由一位來自宜蘭的年輕人翻譯、繕寫的。

作為受降儀式中唯一的台灣人，當時才二十歲的黃金發，究竟是在什麼因緣之下肩負起這項使命的呢？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茲坦公告〉無條件投降。八月二十一日，日本陸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來到芷江，表達日本投降的意願。當時負責對外軍事和情報的軍令部第二廳廳長，是曾經留學日本和法國的鈕先銘。根據他所寫的一篇文章，鈕先銘處理日本受降事務，頗為欠缺日文人才煩惱；「恰好我處裡有一位台灣籍的書記叫黃金發，他是從緬甸戰役中由日軍逃回來的，他用了一夜的功夫抄寫那個副本（第一號備忘錄）」。

在此要說明的是，〈降書〉這份由日方正式遞交中方的文件，不但宣告日本投降的事實，更包括中方對於日本投降後所應盡的義務與必須遵從的規範。正因為如此，由草擬到翻譯、繕寫，降書和降書副本其實都出自中方之手；也因為如此，由駐緬日軍出逃到中國的黃金發才參與了文件的翻譯與繕寫工作。

黃金發生於一九二五年，從宜蘭中學畢業後在小學當老師。一九四三年三月，他被日軍徵召派往緬甸負責文書工作。一九四五年黃金發逃離日本軍部，經由緬甸警方和英軍送交中國遠征軍。在遣送回國路上，他還遭遇交通事故，全車唯他一人倖存。之後黃金發進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工作，來到鈕先銘麾下。

芷江受降儀式之後，黃金發又參加了九月九日上午九時，在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舉行的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儀式中，岡村寧次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遞交降書。根據黃金發的回憶錄，他同樣負責了降書的翻譯和謄寫工作：「（八月三十日）我們三個人（鈕先銘、王武、黃金發）直接討論〈降書〉及〈第一號命令書〉翻譯事宜，結論是中文〈第一號命令書〉交由王武上校翻譯成日文，中文〈降書〉由我翻譯為日文。兩項翻譯完成後，交給我各繕寫三份。」

黃金發後來奉命看管日軍投降軍官，也因此同原日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及松井太久郎相處了一年多時間。一九四八年，盟軍軍事法庭審訊岡村寧次，岡村說自己當時能指揮的日軍大約有百萬人，而就是這名二十歲台灣青年翻譯、繕寫的那一紙降書，正式宣告了百萬日軍的棄械投降，也宣告了抗戰的落幕。（本文轉載自「民間史料數位平台1937~1949」www.19371949.org.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