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瑞奇

站在基隆〈御舍營紀念碑〉前，我看著石碑上的文字被刨除的刻痕。

一八九五年，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近衛師團進入基隆，曾在此地宿營，讓原本的軍事進駐，轉化成具有皇室崇敬意味的紀念空間。一九三三年，日本統治下的基隆在此為能久親王建立御遺跡地紀念碑，正面原刻「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地」，山壁上還留下台北帝國大學總長幣原坦題寫的「仰皇猷」。

如今，碑文遭到破壞，「仰皇猷」則逐漸被樹木遮蔽。帝國留下的皇民化語言，在時間與人為痕跡之間，一點一點剝落。

接續往前走向基隆要塞司令部，歷史卻沒有因此翻頁。

一九○三年，日本正式設置基隆要塞司令部。一九四五年政權更替後，這座軍事空間並未消失；隔年，史宏熹接任基隆要塞司令，司令部繼續成為軍事權力中心。

司令部正前方那座〈國民政府主席蔣公介石蒞部巡視紀念碑〉，正面由史宏熹落款，碑上其他三面留下白崇禧、陳誠等軍政人物題字。

我站在碑前，看著「史宏熹」三個字許久。因為建碑一年後，這個名字，便與二二八事件中的基隆慘案產生沉重的歷史關聯。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史宏熹兼任基隆地區戒嚴、綏靖相關職務，基隆要塞司令部成為軍事處置的重要據點。三月八日起，國軍增援之二十一軍所部陸續在基隆港登陸，隨後展開軍事控制、搜捕與清鄉，基隆港、車站與市區相繼成為暴力事件的現場。

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研究中，將史宏熹列為鎮壓行動的共犯之一。於是，眼前形成一個刺眼的對照：日本時代的紀念碑，文字被刨除；國民政府時代的紀念碑，史宏熹的名字卻依然清晰。

我並不認為碑文遭到破壞值得歌頌。

對歷史保存而言，被刨去的文字同樣是一種損失。但如果只把它理解成「古蹟遭破壞」，便會錯過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為什麼有些人的名字被抹去，有些人的名字卻能完整留在石碑上？

如果用《周易》來觀看這裡，我會選「山地剝」。

剝，是一層一層褪去。

剝掉帝國紀念碑上的神聖光環，剝掉政權更替後的英雄敘事，再剝掉旅遊景點的浪漫包裝。最後留下的，是石碑、名字，以及石碑之外那些沒有被刻下名字的人。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名字被刻進石碑，是權力；史宏熹的名字被刻進石碑，亦是一種權力。

可是，一九四七年那些在基隆港、車站與街頭死去、失蹤的人，又有多少名字真正留下來？這才是站在碑前最難以忽視的反差。

石碑總是很高，死者卻往往沒有那樣的位置。所以來到這裡，我反而不急著拍照。海風繼續吹過基隆，吹過被刨去的碑文，也吹過仍然清晰的「史宏熹」三個字。石碑沒有替任何人辯護，它只是把不同時代的權力、榮耀與傷痕，一起留在原地。

而「山地剝」真正剝落的，也許正是我們習以為常的歷史觀看方式──以為一座紀念碑只是在紀念一個人。

走到這裡才會明白，碑所紀念的，其實還包括一個時代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後來的人，選擇記住什麼，又選擇忘記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