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敖古仁

走進眷村的迷宮，最深刻的印象除了那一條條羊腸似的曲巷外，便是不時映入眼簾的大紅門。大門，本就占據視覺的焦點，又是正紅，想不注目那扇紅門也難，尤其當它的天地四方又有矮籬花木的綠葉來襯底時，那面紅更是顯眼。

為什麼要將大門漆成那麼耀眼的顏色呢？紅門，古時慣稱為朱門，本是公侯富貴的象徵，尋常百姓不一直到明代時都只能將大門漆成黑色或原木色，所以經過戰亂的顛沛流離，退守異鄉的官兵，不得已在昔日敵人留下的宿舍中安家落戶時為何僭越傳統呢？

有一種未經查證的說法，說是每到過年，眷村的村民想為居家的門面換個新色，為來年添些新氣象時，可能便在「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的影響下，忘了禮制，記起還在家鄉時，紅色，就是吉祥的顏色，可以討個喜氣；並且，大紅色又能避邪，在無奈的心情下希望那面紅能驅走前住民的幽魂。

他們何嘗不知道，以前住在同片屋瓦之下的人就是曾經打過仗的敵人，如今為他們擋風避雨的建屋就是那些導致他們遠走他鄉的人遺下的建築，矛盾的思緒如何，無奈的心情又如何，只能打起精神在原有的居屋之外加蓋，勉強拼湊成一個新家。

時間久了，他們之中有些人或許釋懷了，畢竟戰爭底下所有的老百姓都是無辜的受害者，要怪就怪那些貪心的，軍國主義的政客；時間久了，他們的第二代變成中老年人，第三代也早已「轉大人」，甚至也有了第四、第五代，他們終於在異鄉扎根散葉，他們的後代不少人成為社會中堅，再也區分不出哪裡是家鄉，何處是故鄉，反正家人居住的地方就是故鄉，就是家鄉。不論被迫，或是自願，遷出眷村後，即便新家再舒適，那些曾經保家衛國的老人家也只能喃喃：「聽不見各地的鄉音國語還真是不習慣哪。」於是一個世代的記憶翻頁了。

但是那扇大紅門還在，當斜陽橫走仄巷，或從婆娑的枝葉間滲漏，在門板留下斑駁的光影時，外地潛進的觀光客如我，便會看見那些紅門上讓人用黑漆畫上一個「X」的記號，或是直接寫上一個「拆」字。

第一次走進眷村，拜訪友人時，對周遭的環境我就有一種熟悉的「既視感」（Déjà vu）。

同樣是自成一區的封閉空間，也是在前殖民建築之外堆疊板牆，添加房舍，因此據為一家大小的棲身之所。只是我們的社區比較小，排屋格式，兩層樓，七八十戶的人家，戶戶緊挨，圍成菜市場「L」形的護龍；一樓商住兩用，二樓純住家，不過住戶的家長也多在市場的內外擺攤。我們住在二樓，屋外有長廊串連所有的家戶。那條長廊，不寬，僅容兩人併走，沒有圍欄，稍一不慎便會墜樓，為此所有的住戶都用盆栽當成矮籬，提醒過往的人畜。

就是因為那樣的住屋結構，鄰居間的往來十分的密切，如同眷村，我們常常一不小心便串到鄰居家裡看電視，也因此青少年容易結黨成群。小學畢業那年的暑假，媽媽從看守所接出哥哥，逕往城北的新家後，我便告別了走路上下學的童年。

隔年，市政府決定關閉市場，原址改建為國宅和菜市兩用的大樓。市場拆除前，媽媽帶著我回到市場向舊鄰居打探搬遷補助費的事情。我對那個市場最後一瞥的印象是，老天爺何其眷顧，怎麼日日夜夜在那條走廊上跑跳玩耍的我們從來沒聽說有那個小孩不小心，玩過頭，摔下樓去。

新大樓建成後，陸陸續續地我從新聞中得知，那個大樓已成市民口中的「猛鬼國宅」，各種駭人的都市傳說變成報章電視報導的題材。去年，市政府再度決議，即將改建那個住商大樓為社會住宅。

或許吧，就是因為那段搬遷的經歷讓我對眷村的命運比較關注。畢竟如果一個人想要回憶自己的某段經驗，卻連事件發生時的人地物都已消失不見，可想而知那分心情會有多失落。

趁著眷村改建，準備變身為大樓、文化保留園區，或是其他功能的建物前的那段空檔，我攝取了不少村民離開後，帶不走，遺留下來的居屋和傢俬，經過怪手不摻任何私人感情的破壞，像似戰爭過後硝煙散滿破敗的照片。而瀏覽那些斷垣殘壁的影像時，我才發現相機的鏡頭總是以那扇大紅門為焦點。

紅門，有些仍用鐵鍊鎖上，望不見裡頭的院落；也有些半閤，或者已經卸下，倚在一旁的屋牆上，讓斜走的陽光長驅直入，照出陳年難見的煙塵。對眷村的村民來說，那面紅可能是指認自己家門的色票，於我則是撥開一些人生迷霧的一把手扇。

童年的市場，或是朋友住過的眷村拆除後，我都沒再回去見見它們變妝後光鮮美豔的面貌。一方面是沒有明確的動機，也可能是矯情吧，我始終覺得，再見它們就像在一張已經模糊的影像上重描不精確的輪廓，只是讓自己的記憶更加混淆罷了；更何況，人走了，對於留下的物事同時也就失去了解讀的權力，後人再多的挽回或保存，也只是平添事不關己的旁觀者一些茶餘飯後的話題而已。如果可能，我寧願那扇紅門留在心上的印象是自己的追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