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出谷司馬

「強國」必先「強種」，這是自清末就開始流傳的思想，為的是洗去「東亞病夫」的訕笑。特別到了抗戰期間，與日軍的交戰一開始並未獲得太多勝利，執政當局因此相信，為了打贏戰爭，勢必得進行人種改造。這也是軍事委員長蔣中正一九四三年發電報給中央研究院長朱家驊的背景，寄望中研院能就生物基礎、營養環境、文化環境和地理環境四個面向，構思如何提高國民素質，因此這則電報也被稱為「提高民族素質案」。

朱家驊收到電報後，依據蔣中正所提的四大方向，召集了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動植物研究所、中國地理研究所、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和清華大學等單位，研擬可以進行的相關研究。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各單位多表示其研究方向與人體素質並沒有太大關連，反倒是有著悠久體質調查傳統的史語所，給予了正面回應。

中研院剛設立時，社會科學研究所是一九三○年代中國大陸最主要的人類學研究機構，包括凌純聲、芮逸夫等著名學者都在此服務。一九三四年，社科所跟北平社會調查所合併，專注於社會學的研究，而原本的民族學與人類學工作就交給了史語所，成為史語所第四組「人類學組」，也就是今日史語所人類學門的前身。

一九三四年，體質人類學家吳定良自歐洲返國加入史語所，接掌人類學組主任一職，並與該所的陶雲逵一起開展了體質人類學的研究。一九四○年代，史語所展開了多次的體質人類學調查，足跡遍布西南地區的雲南、貴州與四川等地，所留下的大量體質人類學資料，為後來中國體質人類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才能在一九四四年針對蔣中正的電文給予正面的回覆。

這份回電，細數了人類學與優生學為什麼是改良人種最重要的基礎科學，也根據過去數年間史語所的調查成果，說明其對體質人類學研究發展的願景。然而，如果真的要發展中國的體質研究並達到蔣中正期望的強國強種目標，勢必需要一個獨立的研究所，才能好好發展中國的體質人類學。

於是，在物力維艱的抗戰間，中研院仍大膽地在當年四月將人類學組從史語所底下獨立出來，設立了「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籌備處」。根據學者杜靖耙梳史料可知，當時的開辦費為國幣十萬元，隔年增加到九十萬元，而且據吳定良所言，這個預算規模還是全院各單位中最少的。

儘管，朱家驊試圖在一九四四年底向中央爭取兩百萬元的設備費，以添購體質調查儀器與書籍，但最終並沒有得到中央的支持；甚至在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終止籌備處的業務，所有的設備與人員歸建史語所，成了中研院內曇花一現的研究機構。

而之所以終止該籌備處的工作，經費當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不過，杜靖研判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隨著朱家驊於一九四四年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後，這個提高民族素質的工作就被交付教育部統合辦理了。

隨著體質人類學研究所的終止，吳定良也在一九四六年秋天離開了史語所，前往浙江大學史地系擔任教職，教授普通人類學和統計學；隔年春天，史地系增設了人類學組，由吳定良擔任組長。一九四七秋天，浙江大學人類學系成立，由吳定良擔任系主任。一九四九年初，吳定良又在浙江大學設立了人類學研究所，成為首任所長，繼續為中國的體質人類學發展培育人才。

隨著時代的進步、營養的提升與衛生條件的改善，當初蔣中正殷切期盼的人種改良，似乎在承平時代達到了目標。然而，當我們今日在史語所的文物陳列館中，看到當時體質人類學家留下來的調查器材、測量工具，以及對應毛髮與瞳孔顏色的樣本，依然會想起在那個困難的年代裡，體質人類學家為強國強種所做出的努力與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