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雲大師

買地建寺

有人說：「大雄寶殿好可惜，深度再深入一點多好！」我何嘗不知道？只是現在如來殿的地，當時還不是我們的，而我已經等了十年，等不及了，不建不行，但是要建，地又買不下來，只能將就。

建大雄寶殿的時候，屋簷要延伸出去，必須用一根柱子支撐才有力量，哪裡知道柱子占到人家的地，就是現在大雄寶殿連接淨房、大齋堂的那塊地，對方就將柱子打斷。後來跟他協調：「你把地賣給我好了，一分地多少錢？」「十二萬！」「太貴了吧！哪裡要到十二萬？」實在不甘願，可是我很需要，就下定決心：「十二萬給他好了！」他卻說：「不賣！要二十四萬。」才一個星期就漲了一倍，不買。又生了一個星期的氣，想到常住實在需要，還是去跟他買。他又開口：「四十八萬。」這次有了決心，錢都準備好帶去，「啪！」四十八萬放在桌上，「給你！」就是要用這麼大的勇氣、魄力。

佛光山最早是有十一甲土地，從雲居樓到大佛、到山門、大悲殿。除此之外，都不是我們的。慢慢買、慢慢建，現在都不是以「分」來買了，而是以「坪」來買，像頭山門彌勒佛前面那塊地，一坪是十萬元，那是農地啊！全台灣的農地一坪一萬元，地理位置好一點的，像在路邊的也只是二萬元，我們卻要花十萬元買一坪。我想：你要敲竹槓就盡管敲吧！土地也只能賣一次啊！

我「讓」你們敲竹槓，我「給」你，沒有關係，佛光山是「給」出來的，現在不是愈「給」愈大嗎？

有一次東山的竹林失火，當時彌勒佛前面有一個池塘，我們要去舀水救火，山下的居民他們都不准。這不像人啊！不過沒關係，不要寄望這一代，寄望他們的下一代。我們辦幼稚園、辦初中、高中、辦診所，現在關係慢慢地友好了，像如常法師就是興田村子弟來跟我出家的。我們要能看到過去的艱難。

自己健全

我們也曾經被他們圍山，幾天沒得東西吃，不准我們出山門。為什麼？他們要佛光山妥協，讓他們經過陳列館、麻竹園（現在的菩提路）去採收後山的荔枝。我說：「不行，我可以另外做一條路給你走。」我在普門中學活動中心（現在的福慧家園）旁邊做過一條路，但他不走；我妥協，做了靠近擎天神公司這條路，他們也不走，一定要走菩提路。

為了本山的整體性，常常會有客人來，老是採荔枝車子經過，發出「碰碰碰」的聲音，成何體統？不像道場。所以勢必不能在中間做路，再說我們的地，又不是公路。我曾跟政府申訴，但那時警察的公權力不受重視，警察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那我們就只有遭殃了。

台灣失去公權力，後來才有民進黨社會運動，但至今可以說都沒有社會的領袖、沒有社會的公理、沒有社會的凝聚力、沒有社會的倫理了。

佛光山可以很自豪地說，我們沒有領過政府的一毛錢。路燈自己裝、水井自己鑿、路自己開，政府也沒有補貼過我們，為什麼還要被批評為「政治和尚」？我自己也不懂我哪裡政治了？我哪裡懂得政治？我想，不管這個社會有什麼力量，邪惡的力量是摧毀不了一個人、一件事的，只要我們自己健全，別人是打不倒的。

過去有人檢舉我們，說佛光山藏有二百支長槍。二百支？我說：「二百支棍子都沒有。」什麼莫須有的理由都能傷害你。甚至稅捐處的人坐在朝山會舘旁邊，看到人家來吃飯交多少錢，就一定要強迫我們繳稅。繳稅原本是人民的義務，但是全世界的宗教都是不用繳稅的，他卻說：「你有營利的行為。」我說：「我們朝山會舘是隨喜添油香，也有人吃過了不給錢啊！」這個叫做「樂捐」，政府不應課稅的。

可是政府官員卻騙我們：「你只要簽個字，意思、意思一下就好了。」假如當時為了息事寧人、省麻煩而跟他妥協，那我就成了台灣宗教的罪人，以後連媽祖宮、指南宮、南鯤鯓都要交稅了。藉口就會是：「佛光山星雲法師都有繳稅。」

真的，一路走來非常辛苦。有一次，我去為一位信徒證婚。有一位警備司令部的人和我同一桌吃飯。他說，告你的密函恐怕不只幾十尺高。我記得最危險的一次是章嘉活佛到宜蘭弘法，他是總統府資政，都是坐在蔣介石旁邊的，我請他到宜蘭，他怎麼會肯到小小的宜蘭？因為他欣賞我們，所以一定要來宜蘭。我就貼標語：「歡迎章嘉活佛。」警察看到了，這下不得了，認為我要以章嘉大師作「活佛」推翻蔣介石。真是白色恐怖。

像台東海山寺的修和法師，只為了吳泰安隨意寫個「任命修和法師為台灣總司令」，自己都還不知道事情始末，就坐了牢。那個吳泰安沒有武力、群眾，只是自己的妄想症，任命了好多人，像「任命余登發」，結果余登發也遭逮捕。最後修和法師羞憤而死。

像我的情況，當時也是很容易就被逮捕的，還好標語下方有個「宜蘭念佛會」的印章，我說：「這是宜蘭念佛會歡迎章嘉活佛的。」才沒有事情發生。

三十幾年來，佛光山就是在狂風暴雨中慢慢奮鬥、成長。不要讓艱難、困苦屈服了。當時剛開山，我只要想到在佛學院圓門前面還有一個小平台，可以在那裡講話、表演，我還能有這麼樣一塊地，就覺得人生有無限的希望。

學習擔當

昨天下午（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總會長吳伯雄先生在「禪淨密三修法會」，面對二萬的群眾，提到：「一個人進出醫院，事實上不是什麼事情。大師一向也是很低調，但是為什麼這一次大師的一點病，卻震動了台灣？我們平常不覺得，現在感覺到了，因為大師是社會的道德、社會的良心、社會大眾的希望。」

我在危險邊緣的事情太多了，經常都要學習有擔當。像我當初是不願意建壽山寺的，因為我不要寺廟，我只要隨緣、雲水就好了；但是信徒需要，他們要有一個共修、維繫法身慧命的地方，那就由他們自己建了。建起來以後，高雄司令部來了一封信，以妨礙軍事目標為由，下令拆除。這會給人家批評：「星雲法師沒有福氣，廟建好了，軍方還要把它拆除。」信徒很緊張，提議找議員協助。但是議員是民間代表，如何管到軍方？我說：「我來。」

我上了壽山軍營找上司令部，那時防衛森嚴，我拿出身分證登記，並且把身分證押了給他。我說：「我要見你們拆除壽山寺的承辦人。」那是由一位上校主辦。

我對他說：「我是壽山寺住持，你要拆除壽山寺，對我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為和尚四處為家，這個寺廟不能住，我就住到另一家。我不是來要求你不能拆這個寺廟，因為軍事第一，我也不敢妨礙軍事。只是有幾件事，我不得不告訴你。第一，越南政府反對佛教徒插佛教旗，結果信徒鬧事把總統殺了。現在由信徒發起修建的寺廟，是他們第二個家、是法身慧命的家，你要拆除，就等於拆了他們的家一樣，是否會像越南的教旗事件，後果實不堪設想。第二，現在大陸毀滅佛教，假如你們拆除這個寺廟，被拍一張相片拿到國際上宣傳，台灣不是也一樣在毀滅佛教、拆除寺院嗎？台灣現在要爭取國際友誼、國際形象，這樣不好的形象後果如何，請上校先生深思一下。」

他一聽以後，反問我：「怎麼辦？」我說：「很簡單，只要再下一個指示：『不要拆』就好了。」「我照辦，我照辦！」這麼麻煩的事情，我也不要遊行、示威，不用找信徒集眾，就解決了。

壽山寺在壽山公園裡，有五、六個坡台，車子沒有地方停，很不方便。我請人將坡台改建，讓車子可以進來停車。現在壽山公園可以停車，那些人都不知道我的奮鬥過程。當時，正在打水泥，警察來了，就要逮捕工人：「誰叫你們做的？」我正在壽山寺二樓舉行皈依三寶典禮，趕快請總務洪呂淑貞師姐先跟警察說明一下。

那時台灣人都怕警察，一見警察就躲起來不知怎麼辦。我結束皈依，披著大袍（海青）就馬上衝下來。警察問我：「哪一個敢在這裡動工程？你沒有經過同意，就改變公共設施？」我說：「你知道嗎？前幾天蔣夫人到這裡，要到後面『婦女習藝所』參觀，車子上不去，只有停到外面。他還要走那麼長的一段路，假如安全出了狀況，你能保證嗎？我花錢，就是為了讓政府官員來這裡，不致有安全上的問題，你竟然要逮捕我？」

他態度軟下來，只說：「好啦！好啦！」就走了。那時候真是無明行事，我雖有一套道理，實在說也是歪理，你們不要學。但是在那時候，為了弘揚佛法，不這樣也不行。

有一次在花蓮佈教，警察很凶地說：「你敢在花蓮聚眾集會？」我說：「弘揚佛法啊！」對方說：「你私自集眾。」當時私自集眾是違反社會集會法，是不可以的。我最後還是說了理由：「我在台北到處都可以講經說法，現在到花蓮來，花蓮是什麼化外之區嗎？」他一聽我是「從台北來的」，猜想我大概有後台、背景，萬一有事，他也要下台。於是改口說：「你在台北做，來這裡也要知會嘛！」我說：「我現在跟你知會，不也是一樣嘛！」

我這樣常常跟警察往來，慢慢地才有佛教的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