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伯軒

二○一五年十二月上旬，《原住民族文獻》新書發表會上，孫大川回答一位聽眾關於原住民族家族史撰寫的問題時表示，現在原住民的家族觀念，受到漢人父系社會的影響，使得過去如卑南族、排灣族等以母系社會為主的族群，在生長經驗中，反而與父系的堂兄弟姐妹較親。因此，當代原住民家族史的撰寫與追溯，對家族的追認，就成了一種複雜的辯證，當然也影響了家族口述歷史或是文獻追索的方法。如果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理解利格拉樂．阿的《祖靈遺忘的孩子》，就會忽然覺得這本書所呈顯出來作者母家的生活影像，即使錯落交疊，卻像是難得翻找出的文獻一般彌足珍貴。

阿在此之前主要的著作為《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紅嘴巴的VuVu》、《穆莉淡Mulidan》以及繪本《故事地圖》，並不算是多產的作家。但是交織於原住民與女性的雙重邊緣身分，使得她的創作屢屢成為研究者或評論者關注的焦點。目前搜尋結果而言，碩士論文即有近十篇的論文主要集中討論，期刊論文的數量更多。幾乎所有的討論都無法避免地談論到性別與族群問題同時交疊於作家的身上，作為一位身處於漢人社會的原住民女性，阿的文學或許填補了當代原住民文學女性聲音的缺席。但是大家也沒有料想到，在上個世紀密集書寫出版的阿，忽然會在新世紀降臨之前，放慢了步調，直到《祖靈遺忘的孩子》再見新作。

嚴格意義講來，《祖靈遺忘的孩子》並不完全是新著。此書分為二輯，前半部是從過去的三本著作中精選出來，挑選出來的題材幾乎都是以母家人物故事為主。從〈眷村歲月的母親〉到〈落難貴族〉選自《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總嘴巴的vuvu〉、〈被遺忘的祭場〉出自《紅嘴巴的vuvu》；而《穆莉淡Mulidan》則挑選出〈永遠的愛人〉到〈巫婆，再見〉等七篇。在編次上，就是按照三本書出版的次序，再由個別集中的前後順序羅列而成。

不過，或許作者別有用心，希望此書可以呈現為完整獨立的作品集，在輯二的新作中，特別「選輯了以家族書寫為主軸的數篇，正好延續（或說呼應）上述三本書的內容」（頁24）。從這個角度出發，上半輯的母親與下半族的家族，中間的斷裂正好是作者離開了舊有的婚姻，重新認尋母親與部落的轉折點。

過往許多對於阿創作的研究與討論，慣常的手法，就是藉由她的文章內容拼湊出一個屬於作家個人或家族的生命史，楊翠在此書的序言〈溫柔戰士的溫情告白〉一文中，也提示了這樣的故事脈絡。當阿藉由踏查田調的方式重新認識利格拉樂家屋、認識母親（當然也有父親）時，這樣的小人物故事往往又不得不放入大時代的背景理解。這種以小搏大的寫法，讓我們看到了大時代的劇變在小人物的身上產生的作用。似乎不透過大時代背景，這樣小人物的悲歡就拉不出歷史的景深。

不過這樣的寫作或閱讀方式最怕固定成為一種模式，幸而輯二的幾篇文章掙脫了這樣的僵局。寫婚變（〈生命的記憶──關於女人〉）、寫小妹的死亡（〈帶一束桔梗去看你〉、〈彩虹衣與高跟鞋〉）、寫失婚後與孩子的相處（〈夢〉、〈再見，油桐〉），都不必再串成什麼偉大的歷史格局或是覆蓋上一個可怕的社會體制。這些感受與經驗，就是很真實的個人經驗，當孩子噩夢，母親心疼，這樣的人倫關係不必再制式地聯繫到任何不公不義的體制下詮釋。

當我們不必然需要一個更龐大的社會結構體制去理解人的生存境況時，個別的人就更容易真實地活過來。當她在〈生命的記憶──關於女人〉寫下為了爭取監護權而進行離婚談判的時候，這已然不是族群差異的問題，而是性別權益的角力。至於〈捉迷藏〉寫vuvu的失智、〈病歷表〉細屬家族的病痛，固然看上去是諸多女性的身體受苦，但世間的生老病死苦難，又不因眾生男女而厚此薄彼。讀到這裡，我忽然對阿的創作充滿了一些期盼，總覺得或許她能夠超脫過去的窠臼、解放沉重的包袱，以更自我的生活視角，寫所有她看到的、感覺到的。

因此，〈女性與殖民〉這篇，這樣充滿學術意味的文章，像極了早期作田野調查或議論時事而有的筆觸，讀來不免有點掃興。〈在認同的河流中漂流〉的問題，同樣在過去諸多篇章中已多有提起。作為全書的末篇，或者把它視為後序，還差可比擬。

等了這麼久，阿總算出版了新著。且不論目前出版市場的景氣是否造成作家出版的困難，或是她對於此作或許抱有特定的自我期許。《祖靈遺忘的孩子》作為一本散文創作結集，可新可舊、亦新亦舊，只盼在某種風格、技巧、經歷、思考的延續與裂變後，阿會有更多解放，自由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