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復（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副教授）

倫理是指人類社會中人與人關係的合理運作法則，學術研究的展開無法自外於社會，其合理運作的過程裡，自然有相應的學術倫理。學者從事於學術工作，由於該工作成為學者的職業，因此學術倫理同樣是種職業倫理，意即這是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應該共同遵從的規範，藉此維護學術領域的長遠發展。

學術倫理有沒有文化差異性呢？每個社會自有文字開始，運用文字展開各種類型的思惟，當思惟具有相當的深度與廣度，需要藉由教學與研究來展開傳承，就已經產生冀圖維護各自運作的學術倫理，因此學術倫理縱然具有思想普世性的內涵，同樣肯定具有文化差異性的觀點，如果不承認這個事實，其學術倫理就會虛實交織。

中國自從西周時期倡導人文精神，開始在王室到諸侯間發展「王官學」，由周王策命輔佐周天子管理四境的貴族稱為「王官」，王官兼具「官」與「師」的雙重角色，除擁有政治權柄外，更肩負傳承王官技能的任務，累世典守典籍，其知識就在官府中傳授，教授科目包括禮、樂、射、御、書、數，世稱「六藝」。

由於高端知識的擁有會影響統治的穩定性，因此，維護王官學的內傳並避免王官學的外傳，就是西周時期的學術倫理。孔子雖然出身於沒落的宋國貴族，卻打破這層學術倫理，除貴族外，開始面向國人、野人甚至奴隸來傳授六藝，除教授西周傳統的「禮」外，甚至提出「仁」的創造性詮釋，這就在重構新的學術倫理。

因為受到孔子的影響，「王官學」轉型成為「百家言」，先秦諸子人各異說，各諸侯國基於富國強兵的需要，只要誰的主張能帶來實際效益，不論出身都獲得任用的機會，甚至齊國還在首都臨淄設立「稷下先生」，任令大師「不治而議論」，闡發其各類思想，各種學術思想不論彼此有如何的差異，如何最終完成政治使命，有益於蒼生福祉，這就是戰國時期的學術倫理，按著這條學術倫理的軸線，只要無益於「治道」，就會被社會很快視作流於奇技淫巧的「異端」，因為違背學術倫理而揚棄，這種學術倫理發展到極端，就會有統一六國後，秦朝依循著法家思想主張「以吏為師」，全國百姓只能跟法吏學習有關法律的思想。

由漢朝到清朝前的中國，雖然儒家思想在不同時期各有起伏消長，卻長期居於社會主導的精神泉源，由於對「道」的看重，傳承「道」的「師」就具有特別的位置，在「尊師重道」的脈絡裡，如何培養與建立深刻的師生關係，藉此讓學問獲得傳承與闡發，就成為長期具有核心意義的學術倫理。民國建立，由於具有現代意義的學術剛展開，其深受西洋文化學術殖民的影響而不自覺，學術倫理轉型成為學術論文寫作過程裡發展出的工作倫理，這是種「文本倫理」而不是「人本倫理」，關注於「文本」的出爐程序，而不是「人本」的孕育程序，由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因而常呈現聲稱維護學術倫理卻實質違反學術倫理的情事。

究其實，由於華人社會運作的核心原則在「關係主義」（relationalism）而不是「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不只違反學術倫理而不自覺的情事層出不窮，甚至當違反學術倫理送交相關委員會審查，其真實依據的原則同樣不是表面形諸於文字的學術倫理，而會按照關係主義的脈絡（諸如位階、親疏、影響與觀感）做出彈性的處置，這就使得長期被殖民的學術倫理並未被認真落實，「倫理會轉彎」的結果就是形同倫理的破窗效應（broken windows theory），這就是當前學術正面臨大崩壞的癥結原因。如欲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正視被殖民的學術倫理並不適用的事實，誠懇依據實況來發展出相應的華人學術倫理，否則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