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為了新佛教的弘傳，我們朝向一致的理念，奮力推動。於是，我們編寫了《佛教童話集》、《佛教故事大全》、《佛教小說集》、《佛教文集》等，甚至編印了《中英對照佛學叢書．經典之部》、《中英對照佛學叢書．教理之部》、《中英佛學辭典》，以及新式標點的「每月一經」、佛教美術的圖集等等，這一切無非是希望能把佛教的文化，普及於社會大眾。可以說，每個人都傾己所能，如火如荼想為佛教注入活水。

教育養才 佛教注入活水

即便如此，我還是感覺到人才不夠，力量有限，因而決定辦教育。所以，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我們在小小的壽山寺，辦起了佛教學院。想不到，學院每年招生，人數都超額，小廟無法容納了，只得設法遷校。當時，也不敢妄求山明水秀的好地，只想有塊簡陋的小地，蓋個鐵皮屋，能給大家遮風避雨，也就心滿意足了。就在這樣的機緣下，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我們到高雄大樹鄉麻竹園開創了佛光山。

因此，我為佛光山訂下「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四個宗旨，佛光山就朝這四個目標推展，因而人才不斷的增長，事業不斷的擴大，所謂「有志一同」，信徒有緣人集體創作，就百千萬慢慢地聚集了。此後，我不光是寫作維生了，我以弘揚佛法、普度眾生為我的目標。然而在佛門裡，我並無大用，主要我五音不全，無法唱誦讚偈；加上我書法不好，寫字也見不得人；只有想到教書，所以就擴展佛教學院。

但是擴展佛學院後，老師要月俸，學生要吃飯，我那時候年輕，實在沒有力量負擔。不過，感謝佛陀，佛法不誤人，只要有心，再大的困難都能逐一化解。當時，佛光山除了不斷的建設以外，信徒也不斷的增加，我們除了每十天發行四十萬份的《覺世》旬刊，也發行《普門》雜誌、《佛光學報》。總的來說，我那時寫作、教育、弘法、共修、活動，樣樣都做，從不推辭；所謂「破船多攬載」（揚州歇後語），什麼事情來了，只要於佛法有利益，為了佛教，我一切心甘情願。

就這樣，佛光山在世界的舞台發展、活躍了起來。然而「譽之所至，謗亦隨之」，雖說弘法路上風雨兼程，好好壞壞總無常態，但我一心想為佛教打些基礎，廣結善緣，因此在忙碌中，我不僅忘了榮辱毀譽，也時常忘了自己。

其實，在建設佛光山之前，我曾以撰寫的《釋迦牟尼佛傳》，向日本大正大學申請就讀博士班，校方審核通過，還寄來了入學通知書。當時，我之所以想去日本留學，其目的，是因為那時候所有從台灣去日本留學的男眾比丘，幾乎全軍覆沒，還俗去了。我就想，我要改變這個歷史，為男眾爭一口氣，我一定回來給你們看。但是後來，想到皈依的弟子那麼多，如果我現在去做學生，當初就不應該做人家的師父；現在既已收了這麼多徒弟，怎麼可以再去做人家的學生呢？這裡確實有著一些矛盾，所以博士就不要了，從此打消去日本留學的意思。

走樣電影 無奈承受苦衷

也在這個時候，電視台、廣播界開始有人來找我，希望把我寫的小說如《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等，讓他們拍成戲劇。其中《玉琳國師》被上海滬劇團改編成話劇，在台北紅樓演出；空軍廣播電台將它錄成廣播劇，在電台播出；甚至也被改拍成台語電影，名為《千金小姐萬金和尚》。再後來，導演勾峰先生以《再世情緣》為名，拍成了電視連續劇，在中國電視公司八點檔播出，引起很大的轟動，海外地區也爭相播放。

我記得當時，為了配合各個電台的播放，我天天不計辛勞地為他們寫稿。然而我的弘法熱心，也為我招來了苦難。例如：金國戲院附設的製片廠，想將我的《釋迦牟尼佛傳》拍成電影，佛教電影化是多麼重要的事，我當然很歡喜的接受，況且我也不計較版權、待遇，承蒙他們邀請我做顧問，我當然也義不容辭了。

電影開鏡的時候，我特地趕到他們在彰化的攝影棚，想不到第一個鏡頭，導演就讓悉達多和耶輸陀羅擁抱接吻，我趕緊告訴導演這個不能，那個梁姓導演疾言厲色的罵我：「你不懂！你太落伍了！」給他這麼一個教訓，想說既然我不懂，就只有離開了。

電影上演後，就為了這一個鏡頭，有些出家人要衝毀我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到馬來西亞放映時，當地佛教徒聚集包圍整個戲院，要求不准上映。頓時，風雲變色，怨怪四起，整個佛教界都說我不好，但其實我有苦衷。

後來做監察委員的游娟女士，也向我表明，她要將《釋迦傳》編成連續劇，在台灣電視公司演出，我當然應允。但後來，在電視播出的時候，我自己都看不懂，好像裡面的人物、情節都不是我的，都是戰爭、打鬥，我書裡的內容並沒有這些啊。當然，罵我的信件也如雪片般飛來，我也只能無奈了。

因此，我曾經一度覺得，新佛教實在很難！我遷就社會，社會給我這麼多難堪，讓我難以承受；我為了佛教，但卻沒有力量與製作方溝通、爭取、協調。後來慢慢到了老年，聽到楊惠姍演的一部電影叫作「我就這樣過了一生」，我想，我為了寫作，以及因寫作而衍生的種種事件，也可以說，我就這樣忍了一生。

以文會友 寫作題材豐富

不過，也不是沒有好事，例如：我以文會友，文學為我帶來了好多的朋友。像早期在宜蘭的楊尊嚴、楊詠譜、朱橋、楊錫銘、周廣猷，他們協助我譜曲、音樂弘法、《蓮友通訊》的編印發行。之後，包括郭嗣汾、公孫嬿、瘂弦、柏楊、高陽、司馬中原等好多的人，都跟我成為很好的文友；甚至何凡、林海音跟我也有很好的交情；其中孟瑤、劉枋女士，還在佛光山長住過十幾年。承蒙他們當時不嫌棄我是一個出家人，經常在新北投普門精舍我的一個小房子裡聚會，可惜我實在才、財兩缺，既沒有多餘的錢財招呼文友，也沒有很好的才智與他們應對，自慚條件不夠，就不敢和他們多所來往，因為對於這許多文人，我感覺高攀不上。

記得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我將第一次出國訪問歸來的見聞，寫成《海天遊踪》。因為這本書，我結交了更多海內外的讀者朋友。當時雖然忙碌，但為了回報讀者的好意善緣，我每周固定一天或者半天，一定到三重的文化服務處，親筆回覆書信，而且每次都要回覆六十到一百多封。雖然徒弟們自謙，他們回覆書信沒有我的老練，其實我自知，自己不成熟的文體，只能算粗製濫造。

不過我對於寫作，不論書信、遊記、散文、小說、詩歌，各種題材，都很願意嘗試，所以後來寫《講演集》時，就感覺到自己的材料很豐富。然而平心而論，我最早期的〈星君仙女下凡塵〉以及〈宗教同盟大會〉等作品，都無法登大雅之堂。當時只是初學，但為了弘揚佛法，即使作品生澀不成熟，我也不顧忌地獻醜了。

不計批評 主持公平正義

貧僧想起五○年代初期，那些護教的文章遭人批評謾罵的時候，其實我並不計較，因為自青年時期開始，我參與多種佛教雜誌的編輯工作，就是一心想做個佛教的評論家。我自覺自己有公平正義的性格，應該能為佛教界的是非、邪正、善惡，留下公正客觀的歷史批判。

例如，我曾建議中國佛教會派人出國佈教以推動國際佛教、加強教會與訓練人才、建立信徒資格審查、確立佛教考試制度等；或者呼籲政府訂定國定佛誕節、主張寺院住持與管理人應由僧眾一人統一擔任、以「改良拜拜」代替「取締拜拜」，尤其對於政府頒獎表揚慈善，直言不諱地說，此乃促使佛教墮落之舉，政府應該鼓勵佛教從事文教弘法等。這些，都對當時保守的台灣佛教，確實產生很大的衝擊，但對日後佛教地位的提升，豈能說沒有助益呢？

但後來，貧僧因為辦了佛學院，想到自己為了主持公平正義，而批評別人，別人也必定對我有所批評；為了擔心傷害徒眾的信心，感覺到此路不通，為了保護徒眾，只有規規矩矩的興學、做人了。

這之後，也由於佛光山的發展，信眾們希望將我的著作，製作成電視節目，讓佛法更為普及生活化。雖然在民國八十六年（一九九七），我們開設了「人間衛視」，但在這之前，電視弘法，也是經過許多辛酸苦難。例如，我們曾與台視經理劉震慰談妥，買下每周一個小時做佛教節目，但開播前節目卻被取消了。我問：「怎麼會這樣不講信用？」台視的人也很無奈說：「並不是我們要刁難你，是蔣夫人說佛教不准上電視。」

另一次，跟中華電視台共同製作「甘露」這個節目，我們還特意在播出前，在報紙刊登廣告，周知信眾收看。可是冷不防地，播出當天一早，我接獲通知說：「這個節目不准播出！」我急忙趕到電視台，請教負責人：「節目怎能說不播就不播呢？」想不到他回答我：「和尚不能上電視！」我說：「電視連續劇裡，不也常有很多的和尚出現嗎？」他竟然理直氣壯地回答我：「他們是假和尚！」真和尚不可以，假和尚卻可以，你說這個世界還有什麼公道可言呢？

弘法寫作 傳真善美理念

究竟是他們怕蔣夫人？還是他們排斥佛教呢？真相我不得而知。不過，等到蔣經國總統主政之後，我在電視台裡面，也就無所顧忌可以講說弘法了。尤其當時台灣的電視台只有三台，他們各台都互不來往，只有我每天「遊走三台」，因此三台上都有我的「法語」播出。

那時候，我在中視播出《信心門》、《星雲說》；在華視播出《星雲法語》；在台視播出《星雲禪話》、《每日一偈》、《星雲說喻》，甚至《星雲法語》還曾經在民視播出一段時間。這一切的好緣分，應該感謝周志敏女士的幫忙，周女士是電視公司內部的節目主持人、製作人，在電視圈裡有一定的力量，她對我電視弘法的貢獻，可說居功甚偉！

如今，我的文字不僅印成鉛字，它也變成電台的廣播、電視的節目、電影的戲劇，甚至化作2D、3D、4D的各種圖書、動畫、短片，透過現代的網路科技，無遠弗屆在整個世界，以各種語言傳遞真善美的理念，這不是很值得欣慰的事嗎？

對於弘法與寫作的理念，貧僧一向主張要有文學的外衣、哲學的內涵，因為文學要美，哲學尤其要有理，內外相應，無論是長篇或者短文，必然是好文章。胡適之先生說，《維摩詰經》是世界上最長的白話詩，而《華嚴經》、《大寶積經》，都是長篇或短篇的小說。在我覺得，佛學就是文學和哲學的總合。

所以，曾有人問貧僧，為什麼我這一生，這麼熱愛文字寫作？我告訴他，文字，是生生不息的循環，是弘法的資糧，人不在，文字般若還在。一個人因為一句話而受用，這輩子乃至下輩子，都會對佛教有好感。透過文字媒介，不只是這個時代，不只是這個區域的人，都可以接觸到佛陀偉大的思想，幾千、幾萬年以後，此星球他星球的眾生，也可以從文字般若中體會實相般若的妙義。

編寫教材 佛陀教法傳世

因此，後來我不但帶領弟子彙編《佛光大辭典》、《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法藏文庫》，自一九七七年起，近四十年來，我們持續編修《佛光大藏經》，日後全部出版，這將是千餘冊的巨作。另外，我還編寫了《往事百語》、《佛教叢書》、《佛光教科書》、《人間佛教系列》、《僧事百講》等數百本與人間佛教相關的教材，希望提供僧團培育青年之用。

尤其二○○○年，《人間福報》創刊之後，我開始在頭版撰寫專欄，逼著我不得不每天供應他們文章。十五年來，我從來沒有缺席過一天，《迷悟之間》、《星雲法語》、《人間萬事》、《星雲禪話》、《星雲說偈》，都各自連載了三年，有徒眾打趣說，這應該去申請寫作的金氏紀錄了。

當初，貧僧從一個二十歲不到，為佛教改革與前途振臂疾呼的僧青年，到台灣駐錫弘講、建寺安僧，靠著一枝禿筆生存立足，及至後來創辦佛教的文教事業，將佛陀教法透過文字與出版品，流傳到世界各個角落。我這一生，也由於文字編寫的因緣，擴大了視野，廣交各界的能人異士，可以說，寫作豐富了我的生命。

而今，貧僧老矣，眼睛看不到，連書也不能看了，不過在國史館的邀約因緣下，我還是口述了一部一百六十萬字的《百年佛緣》。最近又靠口述，寫了《貧僧有話要說》，其實這不是預想中的事，我只是因為一些佛教團體，給社會媒體批評傷害，基於保護佛教的心情，我才寫了《貧僧有話要說》。發表以來，承蒙各界給我的鼓勵，我本來只想寫二說、三說就好，在盛情之下，如今也寫了四十說了。

本文所言，應該就是我這一生，寫作的大致過程。所以有人問貧僧生命何在？我說我的生命，就在文字寫作裡，就在講述傳教裡，就在信仰修持裡，就在廣結善緣中。至於其他像創辦大學、建設寺院等事業，那都是靠僧信二眾的團隊，大家集體創作而來，我個人就不敢居功了。

20150509口述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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