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先生在1944年1月10日的日記，描述了在抗戰時期大後方搭乘長途汽車的不良經驗：「此次自海棠溪出發後，汽車夫在路上到處作弊。初為劉姓，自綦江至桐梓到處拉黃魚，車後黃魚常在15人至30人之多，到都司大買橘子，二天收入萬元以上。到桐梓換篷車，另一司機開，弊端更大，黃魚亦20人，車價倍於票價。」

看到這段記載，令人好奇此處的「黃魚」是指什麼？為何能讓司機收入大增？其實，這是抗戰時期常見的社會現象，根據《曾祥和女士訪問紀錄》頁192的解釋：從前進出四川大多靠（長江的）航運，船員或水手會順便帶些黃魚，因為黃魚產於黃海、東海，非常好吃，賣到其他地方可以賺錢，因此抗戰期間就把搭便車的人，戲稱為「黃魚」。據說依照座位差別，各有不同的價錢，司機旁邊的位子通常是最高價，稱為「司機座」，便宜一點的坐車斗、坐貨物堆裡，只是有摔下來的風險。

抗戰時期的人們對司機夾帶「黃魚」賺錢，有不少抱怨或戲謔之語。對於以正常手續買車票的乘客而言，司機在長途汽車夾帶「黃魚」（乘客或物資）賺取外快，甚至遠高於本業收入，簡直是作弊行為。竺可楨在隔天的日記繼續批評：「車夫之作弊已成公開祕密，而其所以造成如此現象，一方固由於各公司之監督不嚴，一方亦由於乘車者不肯據理力爭，因車夫沿途購物拉客，實於正經客人大不利也。」曾祥和則說：「很多司機先生靠這個賺錢，他們最有錢。」因為到了抗戰後期，司機賺外快可能比公教人員的薪水還高。

不過，以「後見之明」來看，這種社會現象的形成原因，值得我們加以分析與同情地理解，主要有兩點：第一，戰時汽車的妥善率不佳以及油料缺乏，造成長途汽車的運量嚴重不足，長途陸路運輸的供給遠低於需求。第二，到了抗戰後期，通貨膨脹日趨嚴重，連公教人員等受薪階層都已陷入貧困的窘境，生活艱苦，需要公家配給米糧等實物，司機等基層人士為了求生，夾帶「黃魚」的經濟誘因大增。因此，這些因素的加總，形成抗戰時期司機夾帶「黃魚」的普遍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