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約翰．凱格 譯╱葉志懋

我經常告訴學生，哲學挽救了我的人生。這是真的。但那趟錫爾斯瑪利亞初旅——在前往柯爾瓦奇峰的路上——我差點就死在哲學手上。那是一九九九年，我當時正在撰寫一篇論文，是關於尼采及其同時代的美國人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兩者作品中的天才、瘋狂與美感經驗。備受呵護、即將邁入二十歲的我，鮮少冒險跨出賓州中部那道看不見的圍牆，所以我的大學指導教授動用了一點行政上的特權，幫我找了一條出逃的門路。在我大三快結束時，他交給我一個沒有署名的信封——裡面是一張三千美元的支票。「你應該去巴塞爾，」他這麼提議，大概是算準我不會留在那兒不回來。

巴塞爾是一個轉捩點，是尼采早期傳統式學者生涯與他日益出人意表的歐洲哲學家詩人式存在之間的翻轉軸心。一八六九年，他以巴塞爾大學最年輕的終身教職員之姿來到這個城市。在接下來的幾年間，他將寫出他的第一本著作，《悲劇的誕生》（The Birth of Tragedy），他在書中論證，悲劇的魅力在其能使人類兩種彼此競爭的驅力得以和諧：對秩序的欲求，以及對於混沌有著怪異卻又無可否認的渴盼。我抵達巴塞爾時還不到二十歲，不禁要認為第一種驅力——對尼采名之曰「阿波羅式」的穩定性與理性著迷般的渴求——已經在現代社會中占了上風。

巴塞爾的火車站是瑞士精準風格——漂亮的人們穿著漂亮的衣服，安靜流暢地穿過大廳，與從未誤點的列車相會。街道的對面矗立一座龐然大物的圓柱形摩天樓，是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總部，世界上最有權力的金融機構。我出了站，在銀行外頭吃了我的早餐，一大群穿著得體的阿波羅們消失在大樓裡，去上他們的班了。「有教養的階級，」尼采解釋，「被極其可鄙的貨幣經濟給深深吸引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錢」景可期，卻也慘淡淒涼：「這個世界從未如此塵俗，愛與善之貧乏無以復加。」

言不及義的生活

依尼采之見，愛與善並非亦步亦趨地實現，而是體現成其反面：戴奧尼索斯式的狂歡。他在巴塞爾的日子應該是過得既開心又井然有序，過的是心靈的、上流社會的生活，但他一到巴塞爾，很快就和浪漫派作曲家華格納（Richard Wagner）交上朋友，於是這樣的生活沒多久就畫上了句點。他來巴塞爾是要教古典語言學，這是對語言和語源的研究，看起來夠無害了吧，但尼采不像他許多較為保守的同事，他明白這種理論性的發掘可以有多激進。他在《悲劇的誕生》中聲稱，西方文化及其所有壯麗的精雕細琢，都是建立在戴奧尼索斯久遠之前親身展示過的地表下深層結構之上。而尼采和華格納在他們交好初期，打算一起把這個結構發掘出來。

戴奧尼索斯顯然不住在巴塞爾。根據荷馬的說法，他誕生在西方文明邊牆之外的遠方，「埃及之河的近旁」。他是希臘神話中的野孩子，是阿波羅試圖加以監管未果的角色。又名之為埃洛伊特里歐斯（Eleutherios）——「解放者」——這位粗暴喧鬧的酒與歡笑之神，通常被描繪成和他那醉仙養父、也就是羊男西勒諾斯（Silenus）一起，在山裡四處漫遊。漫遊聽起來比較正經八百，其實更像是嘻鬧冶遊——在城市邊界之外的森林裡隨處舞蹈、交合。

華格納比尼采年長三十歲，與哲學家的父親同年；哲學家的父親是虔誠的路德派教徒，在他兒子五歲時死於「腦部軟化」（softening of the brain）。作曲家既不軟也沒死。華格納的中期作品是「狂飆運動」（Sturm und Drang）的展現，而尼采非常喜歡這些作品。華格納和尼采同樣對布爾喬亞文化的興起深為鄙視，因為在布爾喬亞的觀念裡，最好的生活，就是依循常規，過著輕鬆、溫和、守時的日子。在當時的巴塞爾，「謀生」不難，現在也是：你念書、找工作、賺點錢、買些東西、度假、結婚、生小孩，然後死亡。尼采和華格納知道，這種生活有種言不及義的味道……

（摘自《在阿爾卑斯山與尼采相遇》，商周出版）

作者簡介

約翰．凱格（John Kaag）

麻薩諸塞州大學洛厄爾分校哲學教授。著有《美國哲學：一個愛的故事》（American Philosophy: A Love Story），該書名列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2016年好書榜及《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編輯選書。作品散見《紐約時報》、《哈潑雜誌》（Harper’s Magazine）、《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及其他眾多出版品。他與妻女住在波士頓近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