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狄諤斯

華盛頓州立大學的昆蘭（Robert Quinlan）認為，生命中的兩大決定就是：第一繁殖與否，第二要在任何子代身上投資多少。

昆蘭認為，這兩項基本決定容易受到所謂「環境風險」的影響。為了衡量這種現象，昆蘭分析了《標準跨文化樣本》（SCCS），這是一個涵蓋一百八十六個文化的大型資料庫，是由耶魯大學人類學家梅鐸（George Murdock）在一九六○年代取樣，且由梅鐸跟懷特（Douglas White）共同開發。這個資料庫主要包含以採獵、畜牧和園藝為生的前工業民族。那些民族抽樣自各大陸，包括住在澳洲「北領地」岸外島嶼的澳洲原住民提維人、中非洲心臟地帶的阿贊德人、哥倫比亞和巴拿馬的庫那族，以及阿留申群島的阿留申人。

「標準跨文化樣本計畫」這項比較人類學行動的目的，是從各個彼此少有接觸的文化搜集資料，因為那些文化習俗和文化規範比較不可能交互轉移（或汙染）。昆蘭評估這些來源多樣的資料，然後檢視有關他所謂兩大人生決定的證據。他發現親代「付出」和外在風險呈負相關。在激戰或饑荒那種生存前景有限的情況裡，親代投資較少時間和資源在子代身上，而且會把已然很少的時間和資源，都灌注在生存前景最佳的那些子代身上。

發生重大疫情時，也會出現類似模式：母親會讓幼兒提早斷奶，並且較少給予照護；父親的投入程度也會隨著周圍疾情升高而下降。

男人不敢讓女人做

烏芭成長於一個在西方很少有人認識的非洲國家。當她長到十幾歲、經歷青春期，FGM（女性外陰殘割）的痛苦繼續存在。烏芭想要為那痛苦做些什麼，而不是為了她自己。「對我來說太遲了，但我女兒不會受這種苦，」她告訴我。

當時正是雨季，路面很糟，全都化作泥濘。烏芭靜靜從一座村莊走到下一座，莞爾看著一些機車和一輛突兀的卡車，在泥地裡打滑和打轉。她在不公開的小型聚會裡，跟其他年輕女性談話，她說她們得做些什麼，這不能繼續下去。「我跟她們說：『我們真的要像我們被割那樣，去割我們的孩子嗎？ 她們以後也要對她們的孩子那麼做嗎？這種事要繼續下去嗎？」

有座村莊就在溪邊。當烏芭進到裡頭，那些輕鬆遊戲的孩子突然停住。他們熱切注視著她，就好像他們背地裡知道她的工作，背地裡要求她去做。這並不是感謝，而她反正也不需要。在那一刻，一切似乎都取決於她。這使她更堅決。

很多她談過話的年輕女性都很同情，可是她們很害怕。烏芭讓她們好好想想，而且保證還會再來。但烏芭必須早點離開，因為另一場暴風雨快來了。然而，一定是有人去通報村莊長老們，因為當烏芭要離開村莊時，那些男人正等著。

「他們一共有六個人，」她說：「我記得，我有數過：一、二、三、四、五，一開始看起來是五個，然後還有第六個，個子比較小，就藏在後面。一、二、三、四、五、六……他們都拿著棍棒和斧頭。我對他們說：『所以需要六個男人來對付一個女人？這個村子裡的男人已經變成這樣了嗎？』然後他們對我說：『你現在應該禱告，因為你就快死了。』我對他們說：『不，你們才應該禱告，因為你們要殺死一個無辜的女人。』他們說：『你為什麼要搞出這種麻煩？你為什麼要阻止女孩進行我們的傳統？』」

我說：「因為割掉是錯的。」他們說：「這是律法。」我說：「誰的律法？ 我們的聖書上又沒寫。」他們說：「長老們說這是我們的責任。」我說：「是去割孩子嗎？ 是去拿掉神放在孩子身上的東西嗎？這怎麼會是我們的責任？ 你們認為神把這些部分放在我們身上，是要讓你們割掉的嗎？……烏芭沒看到第一擊過來。她背後其中一人，打在她的後腦杓上。

「他打在我的脖子和耳朵上，可是感覺就像有人打了我的腿，因為突然間，我的腿就不在那裡了。」她倒了下來，他們就開始攻擊她，用力砸了她一邊腳踝，打斷她的前臂，還在她頭上開了口子。一下下擊打如雨般落在她身上……

如今，事情已過了十年，烏芭仍然不顧威脅，繼續大聲反對FGM。因為在世上某處，每十一秒就又有一個女孩遭受FGM。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資料，烏芭和她姐姐的遭遇，每年都會被複製三百萬次。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十種人性》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