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張建松

溫婉靈秀的江南自古多才女。鮮為人知的是，江南才女曾經創造了文學史上一項「世界奇蹟」：明清時期，江南地區湧現了龐大的女性寫作群體，有著作可考的女詩人就多達三千多位。目前，華東師範大學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正合作建設「明清婦女寫作數據庫」，對明清時期江南女性的著作進行文獻整理匯編，並展開深入研究。

活得溫潤又詩意

「提起明清時期的女性，人們一般會想起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在封建社會的壓迫下，活得很艱難很可憐。事實上，不能以偏概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文學研究所所長胡曉明教授認為，明清時期，特別在十八世紀，中國女性尤其是江南女性，「活得很溫潤很詩意」的不乏其人，並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寫作群體，統計至少有三千多位女詩人。「從世界範圍來看，十八世紀英國女性應該是最有文化的，但英國也沒有出現這麼多留下著作的女詩人，這是中國江南女性創造的一個世界奇蹟。」

中國古代女性的文學創作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詩經》。春秋戰國時期，有魯漆室女《處女吟》、陶嬰《黃鵠之歌》、趙簡子夫人《河激之歌》等女性創作的歌謠。漢魏時期，湧現了卓文君、班婕妤、徐淑、蔡琰、謝道韞、左芬等較有影響力的女文人。唐宋時期，更出現了薛濤、魚玄機、李冶、李清照、朱淑真等一大批女性文學巨匠。但直到明清，尤其在十八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創作整體上才走向新的里程碑，不僅人數眾多，還呈現家族化、地域化、群體化的創作特徵。

在一九五○年代出版的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一書中，共收錄了四千多位中國歷代女作家，全書共二十一卷，其中清代占十五卷，收錄的女作家逾三千六百位。美國漢學家曼素恩根據《歷代婦女著作考》對清代女作家的地域分布情況進行了統計，發現百分之七十以上都來自長江下游地區。如果擴大到安徽、江西等地，江南地區可考的明清女作家則有三千多人。

江南的環太湖流域是明清女作家分布最為集中地區。據學者統計，環太湖流域至少有三十五個文學家族出現了女性文人群體，「一家之中，祖孫、母女、婆媳、姐妹、姑嫂、妯娌，均係詩人、詞人、文學家」的現象尤為多見。

例如，蘇州地區橫跨明清兩代的吳江沈氏家族，先後出現了二十八位女性作家；常州地區橫跨明清兩代的毗陵莊氏家族，湧現了二十七位女性作家；湖州地區的家族女性文人群體也很多，包括德清俞氏、歸安葉氏、烏程戴氏等。

大多數江南才女在家族濃厚的人文環境薰陶下成長，創作了諸多以詩、詞為主的文學作品，並逐漸從閨內吟詠走向閨外唱和，在家族內外文人的幫助下，出版了諸多女性文學作品集，使家族女性文學作品得到廣泛傳播。

江南的閨秀詩社

明清時期，文士結社之風盛行，江南的閨秀詩人也紛紛建立詩社。根據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與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付建舟研究，江南最早的女性文學社團可能要首推浙江祁氏家族詩會。

該詩會核心人物是傳誦一時的美滿夫妻商景蘭和祁彪佳。商、祁兩家均是詩書傳家的江南望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祁家的澹生堂是江南的三大藏書樓之一，祁彪佳是明末藏書家、文學家。商祁家族才女輩出，詩會的主要成員是「二商四女兩兒媳」。二商指商景蘭、商景徽姐妹；四女指商景蘭與祁彪佳所生三個女兒祁德淵、祁德瓊、祁德菠和商景徽之女徐昭華；兩兒媳指張德蕙、朱德蓉。此外還有商景蘭的姪女商採。明亡之後，祁彪佳自沈殉國。商景蘭寡居三十年，操持家庭一切事務，繼續主持祁氏家族詩會，帶領子媳女兒等遊園吟詩作賦、互相唱和，以詩為魂，維繫大家庭的精氣神。

「隨園女弟子群」也是清朝乾隆、嘉慶時期著名的閨秀詩人群體。「隨園老人」袁枚才華橫溢，開創「性靈派」風靡一時。辭官歸隱江南隨園，德高望重，名蓋東南。隨園老人倡導人欲，反對封建禮教對女子身心的束縛，不受世俗眼光的限制，堅持「有教無類」。當時的閨閣才媛，爭相成為隨園女弟子。她們的文學作品以《隨園詩話》、《隨園女弟子詩選》、《隨園軼事》等流傳於世，形成中國古代女子文化教育的高峰。

明清時期，社會上還出現了專門教授上流人家女子的職業女性「閨塾師」。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黃媛介，由於家境貧困，丈夫無力養家，憑自己的才學，以出售詩畫、作館授徒來維持全家人的生存。曾編撰《名媛詩話》的江南才女沈善寶，不僅在書中收錄了多位曾做過閨塾師的女詩人，由於生活所迫，自己也做過閨塾師，以售書賣畫來維持生計。她曾在《登舟嘆》一詩中寫道：「少小耽吟詠，東抹與西塗。既而學丹青，聊復自寫娛。豈知陶情舉，翻作謀生圖。」

《紅樓夢》折射才女生活背景

龐大的江南女性創作群體，對當時的文學創作亦產生深遠影響。有學者研究認為，《紅樓夢》的創作與當時繁榮的明清江南女性文化密不可分。明清江南才女文化「才德美」新型的品評模式、對「情」的追求、女性角色的重新定位等特徵，構成了《紅樓夢》創作的時代背景，對《紅樓夢》的女性形象塑造有著重要影響。

《紅樓夢》中刻畫了諸多「脂粉英雄」，創造了眾多機會讓女兒們各展才能，尤其是詩歌之才。如探春發帖組建的海棠社、湘雲設螃蟹宴邀大家共吟菊花詩、黛玉重建桃花社、填制柳絮詞，以及蘆雪庵聯句、中秋聯句等場景，都折射了當時江南才女們的生活背景。

《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出身江南、容貌出眾、詩才卓越、追求自我、紅顏早逝等，都是當時江南才女的典型特性。此外，《紅樓夢》還把薛寶琴刻畫得極為完美，但她與書中人物、故事情節並未發生多大交集。曹雪芹為何要安排這樣一位女性形象呢？

有專家認為，薛寶琴的出現正是要把讀者的視線帶出賈府，帶到明清社會存在的江南才女群體中。曹雪芹如此刻意強調薛寶琴的完美無缺，其實正是要藉薛寶琴展示江南才女群體的優秀性。薛寶琴是江南才女群體的抽象化象徵：她不是個體的，而是代指一群生活在那個時代最優秀的才女形象。

家風養成至關重要

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社會，江南地區緣何出現如此眾多的才女？胡曉明認為，這與江南的社會文明程度、教育程度、社會化程度以及人的自由程度都有關聯。

明清時期，江南的城市經濟繁榮，出現龐大的市民階層，新興的市民思想對傳統觀念形成一定衝擊。以袁枚為代表的士人階層，逐漸把「文才」視為女性的美德之一，鼓勵女性讀書識字，進行文學創作，使「滿腹詩書的女子在親朋戚友和整個社會的眼中，是她的家學傳統的繼承者，是她書香門第深厚淵源的縮影」。在新觀念的影響下，愈來愈多的家庭開始重視女子的文化教育，重視女性在文學書寫上的成就，極大地促進了女性文學發展。

胡曉明認為，明清時期江南才女們的寫作，精緻、細膩、敏銳、善感，充滿了生命的真切誠摯之情、展現了人性的婉約幽渺之美、超逸空靈的韻致，具有一份日常生活的溫馨與深婉，不僅對女性寫作者自身有心靈治癒的作用，她們出嫁以後，對家族家風的養成更有至關重要作用。

經濟基礎漸漸造就

「文明優雅的家風養成，詩書教育的作用不可低估，溫柔敦厚的文學素養不可缺失。江南女性寫作的意義，正在於它不是單純的私人寫作，更不是文學家的專業寫作和網絡寫手的商業寫作，而是日常人生的真實生活、落實到家庭的文明養成。」胡曉明說。

他認為，明清江南女性文學繁榮背後的文化邏輯，是如何從「富」起來走向「美」起來？如何以優雅的文明，經營美好的生活？培育江南女性創作群體的世家大族，是在明清江南經濟發達的基礎上漸漸造就的，漸漸由簪纓世族、商宦世族，轉變而成文化世族。

自二○○七年以來，華東師範大學與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等單位合作，對數十位江南女性的文獻進行整理，迄今已出版了五編《江南女性別集》。並與上海辭書出版社合作，選錄了三百多位歷代中國女性作者的詩詞作品六百多篇，集納出版了《歷代女性詩詞辭典》。與此同時，還承擔了國家與地方的許多研究課題，對江南女性寫作群體進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