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陳長文 終身志工／法學教授

2019年1月8日，台灣又一次登上國際重量級科學期刊《自然》（Nature），不是科研突破，而是前中研院長翁啟惠獲判無罪。去年底，翁先生在獲判無罪時發表聲明：「正義雖到，名譽難復，希望就此畫下句點。」

這個句點，卻是檢方應深刻檢討的重要起點。

第一、檢察官起訴的標準和心態：

檢察官之責，除應摘奸發伏，起訴時更要嚴守無罪推定、罪疑惟輕等原則，必須「求其無辜不可得」才含淚起訴。檢方若總持見獵心喜之心，不該起訴卻起訴，將嚴重損害犯罪嫌疑人權益保障。

第二、檢方分工SOP堪憂：

我國檢察機關普遍把案件拆成偵查及公訴兩階段，分由負責偵查程序的「偵查檢察官」和蒞庭的「公訴檢察官」執行。法務部的理由是，若每案都「己案己蒞」，處理偵查案件的時間會被切割成很零碎。然而，實務運作上，偵查和公訴的分工在銜接上常出紕漏，不利益往往需由被告承受，顯不妥當。

舉本案為例，因為社會眾矚案件，起訴前檢方投入大量人力，然公訴出庭卻大落漆。據報，宣判前的最後辯論庭，出庭檢察官是過去從未出庭論告、當初負責指揮偵辦的主任檢察官吳廣莉，開庭期間，她還在鞏固起訴書內容，似乎不知部分疑點，在法官長達1年7個月的審理中，早已釐清。

藉此，我們要提醒法務部、檢察總長、士林地檢檢察長：檢方人力調度、公訴／偵查的分工，不應影響案件。否則，翁院長雖獲判決無罪，卻仍有論者以該無罪判決係因「檢方人力不足」質疑其清白，對翁院長極不公平。

第三、檢調須加強了解新創產業運作：

浩鼎案雖為涉及技轉的首次刑案，但台灣從1990年代就大力推動知識經濟法制，對於產學合作、技術轉移授權，應當以國際規格與時俱進。本案從輿論沸騰、檢方高調起訴、一審以無罪收尾。筆者以為，科技日新月異之下，法律人必須對跨領域的學門更全觀認識，否則其無知除了造成無辜百姓慘遭訴訟之累，更重損台灣國際形象。

相較檢察官於本案的表現，士林地院的判決，可圈可點，一方面嚴守罪刑法定主義，指出檢察官不得僅以翁先生將股票借名登記於其女名義下，即認此股票為賄賂，還給翁先生「法律上」的清白。而檢察官緊咬的「賄賂證據」，在法院抽絲剝繭下，認為翁先生僅違反行政申報規定，與刑事賄賂罪無涉。

面對濫行起訴的質疑，檢察官或言：「就本案事實認定，見仁見智，況在判決尚未確定，仍可上訴。」對此，筆者當知依《刑事訴訟法》，本案「可以」上訴，甚至檢方敗訴後還可再上訴，但不免想提醒本案檢察官一審論證理由實過於薄弱，無由為逞檢方顏面而上訴，使被告名譽難復。

2006年，筆者曾應檢察官協會之邀以〈假如我是檢察官〉為題，將檢察官區分為下下品與上上品二個品第。

下下品是以案索賄或把「追訴不法」天職，作為討好長官籌碼的檢察官；至於上上品，則是哀矜勿喜，嚴守無罪推定、罪疑惟輕的檢察官。

今日，筆者仍持同樣心情對檢察官持高度期許，但同時也必須提醒檢察官們須意識網媒蓬勃的世代，檢調的「起訴」處分，會在媒體渲染下讓社會大眾未審先判，造成當事人名譽受損、生活失衡……因此，才更需秉持良知，切莫輕易濫訴。

刑法125條雖有濫權追訴罪，但要件過嚴，近無檢察官獲罪。然就因如此，檢察官們才更應臨淵履薄，用心、自律執法，做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方能讓被冤枉起訴（甚至羈押），減到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