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歷史現場】尋訪契丹遼國帝陵

文/記者屈婷、丁銘 |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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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上京遺址。圖/新華社
遼上京皇城航片和宮城範圍示意圖(上為北)。圖/新華社
乾德門址遺跡俯視圖(上為南)圖/新華社
遼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遺址發掘工地全景(下為東)圖/新華社
遼上京宮城南門俯視圖(下為北)圖/新華社
考古隊員合影 圖/新華社
人面瓦當 圖/新華社
馬馱猴飾件。圖/新華社
骨刷 圖/新華社
遼上京遺址出土金代瓷器。圖/新華社

文/記者屈婷、丁銘
位於遼寧省醫巫閭山的兩座遼代帝陵——乾陵、顯陵日前獲得重大考古新發現:一座長八十四公尺的巨型墓葬和一處長約四十四公尺的大型墓葬,或與傳奇的蕭太后、遼景宗耶律賢密切相關。

公元十到十二世紀雄踞北方的契丹遼帝國,與五代、北宋並立。滅國後,遼乾陵、顯陵遭到金兵大規模毀掘,湮沒於深山野林之間,契丹民族也逐漸消失,成為歷史之迷。

過去三年來,為確保醫巫閭山遼代顯、乾二陵文物的安全,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北鎮市富屯街道新立村的遺址進行了主動考古發掘。

驚現於世的兩處大墓,其規模之龐大、等級之高,為歷年發掘遼墓中所罕見。根據出土的遺存推斷,考古學家相信,四十四公尺的大墓是遼景宗耶律賢的玄宮,而八十四公尺的大墓裡埋葬的很可能是他的遺孀——攝政多年、手腕高超的蕭太后。

至此,契丹遼帝國五個帝陵都已重現於世。由日本學者引領近百年的契丹遼史研究,即將因中國大陸考古學家長達十數年的發掘而徹底改寫。

尋蹤:失落的瑰寶


在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有一片被大興安嶺餘脈包圍、風景秀美的盆地。上世紀早期,日本人鳥居龍藏首次在赤峰進行了考古勘察,重點探查了藏在這裡的一座遺址——遼上京。

此後,鳥居龍藏多次穿行於中國大陸各地,從歷史考古學角度去研究契丹遼。一九三○年,位於赤峰市巴林右旗的遼慶陵被大規模盜掘,他得知消息,迅速趕往遺址,獲得了很多珍貴資料,引起了國際漢學界對遼的高度關注。

遼上京是遼帝國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首都。鳥居龍藏在這裡拍攝了東門遺址的照片,成為它最早的影像紀錄。中世紀的中亞地區,「無聞中國有北宋,只知契丹即中國」,因此海內外學者視遼上京遺址為古代都城中「失落的瑰寶」。

由於契丹民族的消亡以及後人的偏見等因素,直到上世紀末,中國大陸學者對遼代遺址考古關注較少,特別是對都城和帝陵的研究。

直到本世紀初,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和內蒙古文物考古所展開長期、系統考古發掘工作,從此改變了這一切。今年五十二歲的董新林花十二年的時間,帶領考古團隊陸續解碼遼帝陵、遼上京等重要遺址的性質、布局、沿革、制度等,很多考古新資料和新認識都具顛覆性。

比如,他們首次從考古學上確認遼祖陵的地望和太祖耶律阿保機的玄宮所在;首次確認了遼上京宮城位置和規模,更正了以往對宮城範圍的錯誤推測;首次發現並確認遼上京城存在東向為尊的情況……

識遼:是中國,更是世界的

唐以後,遼和南面的五代、北宋長期對峙,形成中國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成為東亞與中亞、北亞之間重要的交通樞紐,是東西方文化、貿易和技術交流的必經之路。

「就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來看,契丹遼文化與中原漢文化、黨項西夏文化和女真金文化在公元十到十二世紀彼此經歷了大融合、大發展。」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白雲翔說,這段歷史的研究對全面揭示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是「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

眾多考古新發現表明:遼上京以東西為軸、從「雙城制」布局、「因俗而治」,被專家認為是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前所未見的「新範式」。

「在歷代漢族都城的規畫營建中,沒有像遼上京這樣有明確的東西向軸線。」董新林說,這種將宮城、皇城環套布局和東向軸線相結合的範式,「應是契丹民族的創造」。這一範式對其後的金、元、清諸王朝產生了深遠影響。

另一方面,面積達七百七十公尺乘以七百四十公尺的宮城位於遼上京皇城正中,開放式的街巷等特徵,與北宋都城開封、元大都等都城的格局相一致。有趣的是,遼上京皇城西部的最高處是一處佛寺遺址,文獻記載還有孔廟和道觀。

「毫無疑問,遼上京多民族共居,多種宗教並存。」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說,它是五京制的契丹與漢文化傳統融合的實物見證。

「由於文獻資料匱乏,《遼史》錯漏較多,考古資料更顯重要。」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長朱岩石指出,遼上京遺址不僅需要長期、多學科考古資料的積累,更需要以世界考古學眼光,開展與北宋、西夏、金,以及高麗、日本等的都城比較研究。

發掘工作開始後,佐川正敏每年都會訪問遼上京遺址。他曾對皇城內佛寺「朝東」的問題迷惑不解,但隨著考古揭示了東向軸線,他才有了答案。

「考古就是這樣,一個問題解決了,又有新問題冒出來。」他說,遼上京遺址特有的都城形制,不僅為中國都城研究提供了新的成果,也為東亞、北亞乃至世界都城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巴林左旗這個以蒙、漢兩族為主的城市,契丹大街是最繁華的街道,路邊小區和商店隨處可見「契丹」字樣。很多蒙古族人相信,契丹人是他們的祖先之一。

巴林左旗旗長孟和達來很感謝考古和文保專家帶來的全新理念。「只有保護和展示好祖先留下的寶貴財富,古老的契丹遼文化才能傳承下去。」

傳承:考古助力申遺

十幾年前,隨著巴林左旗城區的擴展,遼上京遺址保護壓力驟增,遼祖陵也因地處偏僻而日益荒涼。董新林意識到必須「主動發掘」,為展開更高層次的大遺址保護規畫提供科學的考古依據。

那時,日本考古學家佐川正敏第一次來到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遼上京遺址,當時遺址內沒有任何民間建築,城牆也保存得相當好,令他「印象深刻」。

如今,美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主席道格拉斯.科默教授站在遼上京「西大門」——乾德門的保護展示場址中,連連用「難以置信」形容眼前占地達七百三十七公頃的遺址保護區。

「我很少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如此宏大、與自然融為一體的考古遺址。」曾是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考古遺產管理科學委員會主席的科默說:「它能長期保持高度的完整性、真實性,我認為當地政府和考古學家做了卓越的工作。」

像遼上京和遼帝陵這樣的土建遺址,除了部分六到十公尺不等的夯土城垣,宮殿寺院等建築只有依稀可見的基址外,大部分實物證據都隱藏地下。如何完整保護和充分展示其價值,成為文保部門亟待解決的難題。

乾德門的保護展示場址就是董新林團隊配合專業保護團隊和當地文保部門的一次嘗試。他們「精耕細作」的發掘,了解西門由單門道城門和甕城構成,兩側有夯土墩台,門道寬約六點二公尺;甕城呈「馬蹄形」,甕城門朝南開。保護展示的場址準確「還原」了它的規模,卻沒有生硬地仿建出一個今人想像的「城門」。

「城門兩側墩台肯定是比現在抬高復原的要高很多。木過梁式的城門頂部具體是什麼樣子,我們並不知道,因此用夯土堆出其遼代和金代的布局就足夠了。」董新林說。

為了守護好這片「寶地」,當地政府已投入約人民幣兩億元,在南部的沙裡河上游封山育林,以減少洪水對遺址的影響。他們還將國道改線,並籌資數億元對遼上京遺址周邊棚戶區進行改造和搬遷,以及環境整治。

二○一二年,遼上京遺址和西南約二十公里外的遼祖陵遺址,入選《中國申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但由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新的「限額制」,申遺之路依然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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