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Triple

八歲那年，我第一次看到《處女之泉》時，一股顫慄感從背脊往上竄升，當下我就確定了，我要當導演。」李安曾在自傳《十年一覺電影夢》中，這麼描述首次接觸到柏格曼電影的感受，他視柏格曼為電影啟蒙導師，兩人在柏格曼晚年時也曾相見歡，日前柏格曼影展在新光影城展映，我們就來看看這位大師如何影響李安成為如今的導演。

出生於一九一八年的柏格曼，在一個極度傳統的路德教派家庭長大，父親是極端保守的牧師，兒時他便曾多次因為尿床這類的小過失被罰關在衣櫥裡，這樣的經歷讓他對絕對崇拜的宗教產生了懷疑，對父親的疏離和不諒解，也總能隱隱在作品裡窺見。最明顯便是他晚年創作的《芬妮與亞歷山大》，亞歷山大和妹妹芬妮隨著媽媽改嫁給主教，宛如控制狂的主教，規矩密密麻麻，甚至動輒嚴厲體罰，亞歷山大含淚挨打卻仍不願認錯，或許正是柏格曼某種心理投射。

《處女之泉》中，父親同樣是虔誠教徒，儘管性格較為溫和，卻因堅信唯有處女才能向上帝供奉聖火，讓最疼愛的獨女隻身前往教堂，單純的獨女卻因此在途中慘遭歹徒染指殺害。諷刺的是，事件發生後，父親復了仇，卻於最後在獨女遺體旁跪下懺悔，彷彿一切都是自己活該遭受的天譴，進而祈求上帝寬容，但真正的上帝，真會容許這樣的不人道發生嗎？

持續對宗教的質疑，在當時柏格曼身處的時空裡，其實算是相當前衛的。但也就是這種不斷質疑加上時而嘲諷主流價值的精神，讓他的電影影響了不只李安，還包括拉斯馮提爾、大衛林區、庫柏力克、伍迪艾倫等人。而李安，則是折服於他不斷透過電影找尋答案的態度，「《處女之泉》本質上是在講人的處境，與命運、與自然的關係，並且試著找尋答案。但很明顯的，就是因為沒有答案，所以我們必須不斷地拍電影。」為何會因這部片下定決心走向導演之路，李安也透過這段話清楚說盡。

而除了強勢且對宗教深信不疑的男性角色，柏格曼電影裡的女性都相當強悍有個性，如在《芬妮與亞歷山大》中的媽媽，雖因自己對愛情的嚮往改嫁，但一發現夫家裡各種固執不願變通，做的不是隱忍或叫小孩聽話改變，而是挺身表達「我的孩子我會自己好好教」的原則，儘管無力拯救孩子脫離家庭，卻嘗試用其他方式讓孩子偷偷離開，成了年幼的亞歷山大心中的支柱。

但實際上柏格曼和母親的關係呢？其實柏格曼一直是渴求母愛的，但在父親帶領下的傳統家庭，不只他，連母親也日夜承受著禮教的壓抑和束縛，無暇顧及年幼的柏格曼。在母親死後留下的眾多日記裡，柏格曼才發現，母親其實有過一段長達十年婚外情，儘管最終選擇回歸家庭，晚年卻是在不斷懇求上帝原諒的情緒裡度過。

但儘管如此，他仍深深崇拜極具文采的母親，不僅為了母親拍攝《卡琳的面孔》，試圖更清楚勾勒心中的母親形象，在他多數的電影裡，母親也總是富含魅力又寵溺孩子，這或許也是他長期以來嚮往的母親形象。

柏格曼對在傳統禮教裡生存的女性刻畫，無形中也可在李安的電影裡看見，兩人都生長在父權家庭裡，對於父權的對抗都深有所感，李安早期的《喜宴》、《飲食男女》，直至後來的《臥虎藏龍》，都可見到類似的強悍女性對抗既有父權，特別是《臥虎藏龍》中長期隱忍禮教束縛的俞秀蓮，以及縱身一躍便掙脫枷鎖的玉嬌龍，更是李安辯證此種精神的最明確例子。

儘管多次被封為當代天才導演，但對柏格曼來說，電影就如同他九歲第一次拿到陽春攝影機那一刻，只是個闡述自我意念的工具，他曾將電影比喻為「需索無度的情婦」，足見他對電影源源不絕的欲望。「不要拍攝任何沒有『意念』（message）的電影作品，而是要等待「意念」出現後才拍攝。」電影，就是不斷探索自我人生答案的媒介，對攝者、觀者皆然。從電影裡找到現實難題的出口，進而慢慢讓自我價值清晰，或許也是每個導演、觀眾沈迷於其中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