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一平

一九八五年九月我有幸入學到計算機科學領域全美國排名前十名的華盛頓大學。新生報到日時我來到系館，由研究生接待。接待我的竟然是一位年僅十餘歲的毛頭小孩。我詫異地問他，是否是教授的小孩。他說不是。然則是跳級大學部的學生?也不是。是碩士生? 也不是。原來他已有計算機科學以及物理雙碩士，現在正專攻博士。我當時感到相當震撼，見識到華大計算機科學系的臥虎藏龍。

華盛頓大學有一個「小天才學程」（Early Entrance Program），可讓國中生預修後直升華大的大學部，因此博士班有毛頭小孩這種學生。2000年我再度訪問華大一年。當時我國小五年級的女兒Denise亦申請到這個學程（是獲准入學中年紀最小者）。不過這個入學方案，除了要求學生合格外，家長也需要面試，並承諾於小孩就學期間全程定居華盛頓州，陪伴小孩。主要原因是這個學程的功課負擔很重，在預修這一年，家長必須隨傳隨到，和學校充分配合。我的工作在台灣，無法達到學校要求，Denise也終究沒有跳級入學華盛頓大學。

華大計算機系上課氣氛溫暖，然而訓練過程極嚴格。記得一九八五年入學後的第一個學期我選修計算機架構（Computer Architecture），心中忐忑，怕跟不上進度。一同來華大留學的台大碩士生黃書淵安慰我說：「我在台大修過進階的計算機架構課程（Advanced Computer Architecture），你不懂可以問我。」 有此保障，我稍稍安心。上完第一堂課，我果然聽不懂，趕緊找黃書淵求救。沒想到他也是一臉慘綠，上課聽得霧煞煞，和我一樣聽不懂。

在計算機理論方面，我的認知更是空白。記得那一年修正規語言 （Formal Language）課程，老師是世界有名的計算機理論學者Paul Young。他留著一臉烙腮鬍，講話時聲音由鬍子後面冒出來，似乎有不少字母被鬍子卡住，我即使豎起耳朵，仍然聽不清楚。而他的黑板字一樣糟糕，二十六個英文字母，我分辨不到七成。

回憶一九八五年的某次課堂上，他很興奮的說他想到一個新定理，當場證明給我們看，他反覆解釋了兩個半鐘頭，我才勉強聽懂他在說什麼。正在覺得很有收穫時，一位美國學生忽然舉手，說：「教授，你的證明錯了！」接下來半個鐘頭，只聽到他們兩個人你來我往的爭論，而我則是鴨子聽雷，不知發生何事。最後只見教授將黑板擦乾淨，說：「我的證明錯了！」結束了三小時的課。

下課後我益加覺得個人程度太差，沮喪的走到華盛頓湖，一度想跳入湖心。在華大的第一年，咬緊牙根，別人一個鐘頭學會的東西，我花一天學，每天睡不到三個鐘頭，也不知如何熬過來的。

我今日若有一點學術成就，都歸功於兩位指導教授貝爾（Jean-Loup Baer；圖一）及拉索斯卡（Edward Lazowska；圖二）。

一九八五年我跟著貝爾教授做研究。當時他正執行一個IBM的計畫，要我當他的研究助理。一開始，我非常沒有信心，怕做不好。因此告訴貝爾，說：「我先不要領錢，等做好研究再拿。」他不同意，堅持我一定要拿錢。我第一次向IBM金主做報告時，結結巴巴，不知所云，而台下的貝爾則臉色愈來愈綠。貝爾教授被折磨到會議結束後，舒了一口氣，很慈祥的拍拍我肩膀，說：「我看你也很累了，還是早點回去休息吧。」學習和研究面臨困境，我當然感到挫折，幸好在貝爾教授耐心帶領下，我的研究漸漸能進入狀況。

一九八六年後，我改由拉索斯卡教授指導。他給我最大的啟發是「從事研究時一定要問對問題」。拉索斯卡說：「問一個好問題或將問題做對的重組，答案自然就會浮現。」我和拉索斯卡討論問題，常常告訴他問題很難。他閉目聽我敘述完畢後，會微笑講道：「我重新將你的問題說一遍給你聽。」於是重新以另一個角度描述問題。當他說完時，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所以定義一個問題很重要，如果定義不清，做一大堆研究其實只是在繞圈圈，你花了很大力氣最後才發現在浪費時間。

著名的雜誌《Communications of ACM》曾專訪拉索斯卡。他被問到，「就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教學而言，現在和過去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前有何不同？」拉索斯卡的答案是，沒有任何差別。他說：「指導教授的任務是教導學生『發現的過程』（The Process of Discovery） 。」

小孩與生俱來就有探索周遭事物的能力，可惜的是，當他們進入大學時，這個本能往往就不見了。所以我們的任務是教他們再變回小孩，恢復他們四歲時所擁有的「發掘事物的能力」。拉索斯卡嘗試著恢復我「四歲時的能力」，引導我學到如何探索研究。我的智慧不足，沒有學到拉索斯卡的本事，但也感受到他的思考邏輯，很感激他的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