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穆罕默德．尤努斯

經歷了二○○八年到二○○九年的經濟大蕭條之後，全世界的人都深刻意識到，我們的經濟制度肯定有什麼嚴重的錯誤。其中，青年失業問題特別令人怵目驚心。在歐洲，二十五歲以下人口的失業率是一八．六％（二○一六年十二月的數據）。包括希臘、西班牙和義大利在內的一些國家，比率更是超過四○％。在美國，許多年輕人因為意志消沉而退出職場，因此緩和了失業統計數字，讓人低估問題的嚴重程度。

另外，研究顯示，青年失業並非暫時性的問題。年輕人幾年不工作，或者只做低薪而缺乏發展前景的工作，將導致一輩子的問題。不管他們多麼努力工作，都不太可能出人頭地、得到高薪、提供生活保障，或者為他們的下一代創造機會。

失業和低度就業所造成的傷害，決定了一個人一輩子的收入，也是造成所得不均的兩個主要因素。根據我的觀察，所得不均對世界的未來已經形成嚴重威脅。這兩種現象對心理和社會的衝擊也同樣嚴重。失業就像是把一個有能力的人當成垃圾丟掉，是一種特別殘酷的懲罰方式。

人生來就應該活躍、充滿創意，而且精力充沛；一個能解決問題的人，總是尋找新的方法來發揮自身無限的潛力。我們怎麼會允許任何人把一個充滿創意的人從工作崗位踢開，而不給他發揮神奇潛力的機會？然而，今時今日，我卻看到在歐美各國，數百萬的青年被迫賦閒，這都要歸咎於經濟制度的失敗，一個世代的年輕人就因此必須背負前途無望的挫折感。難怪西班牙經濟學家盧多維克．蘇布蘭（Ludovic Subran）會感嘆：「整整一個世代都被犧牲掉了。」

此外，自動化、機器人的科技普及，以及人工智慧的發展潮流，也使得問題更形嚴峻，因為這些潮流都可能讓公司在不影響生產力的情況下，削減人力需求。而且，人類的壽命增長，健康狀況改善，這表示需要工作得更久來維持生計，因此，就業與否的壓力就更沉重了。現在看起來，在未來幾年，政治人物和政府面臨的創造就業機會以及失業管理的問題，極可能變得愈來愈棘手。

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呢？

錯誤的經濟制度

毫無疑問，今天仍在為找不到工作而苦的青年，並沒有做錯什麼，正如全世界被困在貧困當中的婦女，也沒做錯什麼一樣。造成他們陷入困境的因素，是我們所設計、長久以來受到我們完全信賴又確實遵循的經濟制度。它才是該被改革的錯誤。

失業並非失業人士自己咎由自取，而是由我們那瑕疵百出的理論架構所創造出來的。它在我們的腦中生根，讓我們相信，人類生來就該為一小部分幸運的資本家工作。既然目前的理論視這些少數的工作創造者為經濟的動力，所有的政策和制度因此也都是為他們而制定。如果他們不雇用你，你就完了。這是對人類命運多麼荒謬的誤解！對那些具備無限創意潛力的人類，又是多大的侮辱！

然而，我們的教育也反映出相同的經濟理論。它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學生應該努力用功取得好成績，這樣才可以在那些被視為經濟活動成長動力的大企業裡，找到好工作。世界頂尖的大學，往往以畢業典禮上有多少畢業生已經被企業網羅來引以為豪。

當然，用一輩子或一部分的人生為一家公司工作，並沒有什麼錯。但是，經濟制度裡有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它盲目地忽略有另一個自然而吸引人的選項。從來沒有人告訴年輕人，他們生來就有兩種選擇，而且一輩子都可以擁有這兩種選擇：他們可以是找工作的人，或創造工作的人，他們可以憑自己的能力成為創業者，而不必仰賴其他創業家施恩給他們工作。

在當今經濟制度之下，除了透過投資基礎建設，或政府創造就業方案，以提振經濟成長，再加上以政府慈善事業為需要幫助的人減輕負擔之外，經濟理論家並沒有提供其他更好的解決方法。這些政策的確可以解決部分問題，但是無法解決真正的潛在問題。

當然，當人民因為失業而痛苦時，政府為民紓困是理所當然，而且至關重要。但是緊接在後，社會和國家更重要的責任，是幫助民眾盡快脫離對政府的依賴。依賴會貶低人的價值。我們在這個星球的任務，是讓地球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而不是忍受一個依賴他人的下層階級存在，逼他們失去讓人生真正值得活下去的自由和獨立。

（摘自《三零世界》，大塊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

生於孟加拉的海港市吉大港（Chittagong），家中共有十四個兄弟姐妹，排行老三。從達卡大學畢業後，尤努斯得到傅爾布萊特獎學金負笈美國，在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攻讀經濟學。返國後出任吉大港大學（Chittagong University）經濟學系主任一職，之後便投入提供赤貧者金融服務與社會工作。他創辦格萊玟銀行，擔任銀行執行董事，也是暢銷書《窮人的銀行家》作者。尤努斯與格萊玟銀行在2006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授予總統自由獎章，2013年獲頒美國國會金質獎章，他也是社會型企業的發明者，有微型貸款之父的美譽。微型貸款這項經濟運動已經幫助全球各地數百萬家庭脫離貧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