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恭讓（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

前年曾經在一篇小文中寫過，我的老家是在安徽九華山，著名的地藏王菩薩道場。也許由於當地文化的特殊佛緣，我從小就有機會近距離接近佛教。例如我們初中時候上學的教室，就是以九華山前山半山腰一個名為「松樹庵」的小佛寺改造而成的。也許也是因為這樣的佛緣，中學的時候我就有機會讀過星雲大師的《十大弟子傳》。當然，那時候是同《水滸》放在一起讀的，是當作小說書，囫圇吞棗地讀了一遍。

2016年星雲大師參訪九華山，我有幸隨侍大師此行。在九華山大願文化園發表演講時，大師特別認真地提到：他這一生，有三個出生安徽的好朋友，對他很有影響。一個是出生太湖縣的趙樸初長者，一個是出生廬江縣的孫立人將軍，還有一個就是出生青陽縣的程恭讓教授。趙樸初長者是近現代以來中國佛教成就最大的一位大居士，對於中國大陸當代佛教的影響更是意義深遠。孫立人將軍是抗日戰爭中英勇作戰的名將，也是我所崇敬的一位皖籍先賢。作為後生晚輩，余何德何能，敢與兩位前輩同列？大師這樣說話，是他一貫風格，意在提攜晚輩，策勵後學而已。

我對佛教思想漸感興趣，是在上大學的時候。記得曾經在學校圖書館偶爾翻閱明成祖朱棣集注的《金剛經》，為經中的開闊視野、悲憫情懷、清淨智慧所感動，自此心有定志。

尤其是1990年進入南京大學學習中國哲學和佛教哲學，當時業師賴永海教授正在負責主編佛光山經典寶藏白話版，作為學生的我有機會受老師之命，擔任其中《金剛經》、《心經》兩部經典的白話譯注。後來到北大讀博，在北京主持經典寶藏工作的王志遠先生，又邀請我擔任《解深密經》的白話譯注。那幾年參與經典寶藏的工作，使得我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通俗化特質，有了較為深切的感受和領悟，這可能是我此後的學術研究生涯中一直對人間佛教思想信仰抱有最高度的同情和理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俗化接地氣 法讓人懂

「我一生都追求要讓人懂」，這是星雲大師不厭其煩經常講的一句話，後來在很多場合與大師的私下談話中，我也常能聽到大師這樣的教導。在後來很多年的研究中，我才逐漸發現，其實當年佛陀講話，就是用普通的語言，用人民的語言，來表達深刻的智慧，可以說追求親切質樸、通俗化、接地氣、與時代文化同脈搏，是釋迦牟尼佛的佛教的根本品質之一。中國古代的佛典翻譯工作，大多採取當時的白話文體，正是前後譯經聖匠、中國祖師大德對於這一佛教文化傳統的自覺繼承，而星雲大師一生孜孜不倦地推動的佛教的通俗化，也正是這一寶貴傳統的現代更新和延續。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追求通俗化，而這種通俗化的弘法方向不僅是佛教優秀傳統的合理繼承，更是在20到21世紀推動佛教走入現實社會、實現戰略轉型、成就普世價值的必然要求。大師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親自指導的經典寶藏白話版的編撰事業，是他一生致力的佛教通俗化方向的一個重要表現。當時還是一個研究生的我就有幸參與其中，這對我又是何等的幸事！說到這個話題，心中對於大師其實懷有深深的歉疚。

記得自2010年以後與大師多次見面中，至少有4、5次，他跟我反覆談到通俗版佛教經典的編撰工作，大師談話中表示應該編一部類似於《聖經》篇幅的佛教經典精華版。大師說：「為什麼基督教一部聖經就可以包打天下呢？佛教那麼龐大的經典究竟有幾個人讀呢？那麼深奧、複雜又有誰能懂呢？」他每次說完這幾句話，都要停頓下來，陷入沉思的狀態。然後，他就問我可否為他做這件事。而我這些年來因為個人學術工作的時間緊張，且內心期待大師可以法駕久駐人間，相信在不久的未來手頭的學術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可以一心一意地從事於斯，所以每一次都未敢正面答覆大師，而是與大師「虛與委蛇」。如今想來這是我的嚴重錯誤，是應該深刻檢討的。

集結論文 兩岸留下歷史

真正親近大師，是因為《法藏文庫》一書的策畫工作。記得大約1999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有位年輕的法師來訪問我。他就是滿耕法師，當時在北京大學師從樓宇烈先生，是大師當時在大陸的唯一出家弟子。我那時候已經從北大哲學系畢業數年，在首都師範大學擔任教職。可能是因為北大一些師長的介紹，滿耕法師輾轉聯繫到我，要和我討論編輯一套大型叢書的可能性。我給出兩個建議：一、當時在我們大陸，出版事業尚不發達，尤其是博士論文，出版率不足5%，大部分優秀的博士論文都躺在大學圖書館的櫃子中，暗無天日，查找不便，很難發揮它們的作用，這樣很難有學術的繼續發展，所以建議可以將涉及佛教研究的一些優秀碩博士論文結集起來，予以出版；二、當時有一些學界的朋友，比我更有能力，十分活躍，估計更適合來承擔這一任務，而我當時正在規畫由近現代佛教思想的研究轉入梵文佛典的學習和研究，因此向他負責地舉薦了其他人選。過了一段時間，滿耕法師第二次來見我，帶來星雲大師的指導和意見。他說星雲大師非常肯定和支持這個出版優秀佛學碩博士論文的方案，大師希望能把這套書做成一個精品工程。同時滿耕法師真誠地表示，他走訪了一圈，還是希望由我來擔當此事。這就是1999年冬天我在北京協助滿耕法師策畫大型佛教學術叢書《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的緣起。

其實在這部叢書策畫的整個過程中，星雲大師一直都在我們背後關心和指導著。老人家有時透過滿耕法師給我電話指示，有時直接打電話到我家中，對於叢書的理念、編集的方針，多所指示。我現在還記得當時電話中向他請教編輯這套著作的指導思想，大師在電話另一頭很明確地說：「為兩岸好，留下歷史。」那時候的台灣，正值陳水扁即將上台、台獨勢力甚囂塵上、兩岸關係處在十分困難的階段。關心中華民族前途、關心兩岸和平事業的正義之士，在當時的大背景下，無不感到憂心忡忡。星雲大師作為一位一生崇尚中華文化、愛國愛教的佛門高僧，在當時的重大歷史轉折關頭，正在為兩岸和平、祖國統一的大業，辛勤奔走，多方籌謀。

法藏文庫 推動學術發展

編輯這部大型佛教學術叢書、迎請佛指舍利赴台供養、開創建設宜興佛光祖庭大覺寺等等，就是大師在那樣的背景下所運籌一系列重要的事業。我一方面高度敬佩大師在兩岸和平事業上的真誠努力，一方面作為一位年輕的佛教研究者，深切認識到經過改革開放20年佛教學術事業的發展，急需對於當代佛教學術的成就與不足予以完整的認識和反思，才能繼續推動中國佛教學術突破瓶頸，向更高層次成長，所以下定決心，要遵照大師的指導，編出一套多學科、寬視野、高層次、資料全的《法藏文庫》。

我和滿耕法師商議，聘請了幾位著名學者，如樓宇烈先生、方立天先生、王堯先生、賴永海先生等，擔任這套叢書的學術委員。這幾位學者都熱情支持叢書的創意，這樣大大方便了佛學碩博士論文的收集和遴選。大師身邊的長老慈惠法師，曾為此書多次指示、協調。其時佛光山編藏處的永明法師、永進法師，負責這套書的出版，他們辛苦、出色、高水準的編輯工作，客觀地說曾為此書大大地增色。這裡特別讚歎滿耕法師，他是這一龐大學術出版工程的實際組織者、協調人，沒有他的執著和努力，這套叢書在那個時代如此高效地得以收集完成，幾乎是不可思議的。

我在和他合作共事的過程中，初次體會佛光山弟子為法忘軀、為法獻身的忘我精神！其實，當時我們用將近一年的時間，不僅編成了《法藏文庫》的佛學碩博士論文部分，還編成了300多冊的佛學論文集成部分，彙集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多學科的佛學研究文章，具有重要的斷代學術文獻意義。可惜的是，由於後來各種複雜原因，單篇論文部分未能完成出版，只有碩博士論文部分平安順利地與讀者見面。至今還記得當時編成的書稿，積滿整整一個房間，由滿耕法師率領一些青年志願者來到我家，把這些書稿一部部搬運回去。那時前來參加搬運工作的人中，就有十分年輕的妙士法師。他從那個時候起，一直在大陸刻苦弘法。如今他所領導的宜興大覺寺已經名滿天下，不僅成為中國大陸地區弘揚人間佛教的一區新興名寺，也成為推動海峽兩岸民間、社會交流的模範之地。（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