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鈞毅

一九九六年一月八日，林燿德猝逝，享年三十四。

據說他逝世的場景，就在和張啟疆通電話的時刻，他突然倒下。

一個經過三三集刊、神州詩社兩段歷史，並於上一個十年急速竄起的文學現象（是的，他自己一個人就是一個現象），就這樣逝去──彼時，他方才新婚不滿一年；而他的文學生涯，無論往後的騰空或花式旋轉、抑或是失速然後墜地，這種種升降的可能性都隨著一九九六年一通電話裡的心臟哀鳴，徹底地被中止了。

對於讀者，對於台灣文學界而言，這都是一次巨大的損失。

即使林燿德對「台灣文學」的存疑，讓他在文學史書寫上不停尋找其他的可能性，那也無礙於在這塊土地紛亂的歷史上，他龐大的書寫工程（橫跨小說、詩、散文、劇本甚至是漫畫逾三十多本著作）都應當被留下且被記憶的痕跡。

如何不像水痕一般迅速消失，甚至連消失的速度都被人的肉眼看得清清楚楚──這或許是林燿德畢生投入文學，並嘗試解決的問題之一。

於是我們見到他既有熱烈高昂、又有激情後體溫消退漸趨冷靜的詩歌面貌：「在浮升的氣泡間與金色的海豚嬉戲／我凝視妳的夢／看妳再從深海拔升而起」或是嘗試多樣題材與寫法的小說，不排斥類型文學的技術（《大日如來》、《時間龍》），又擁抱那些切入肉裡，直視血液深處的文學理念（《惡地形》）；以及他將熱愛與厭憎種種事物，全編列進文學座標中的散文嘗試。

他的多才多藝，使我們難以忘卻他曾經在文學上現身的手勢。

他又積極地參與研討會並多方發表論文，有意識地在詩歌史與文學史的巨大工程中摸索出自己的一條道路：一方面指出在中國學者對現代詩史的理解有誤，另一方面，又質疑本土論的發展衍伸出來的是「排他的暴力」：「政治文學論述的競逐對抗，並沒有充分落實在創作發展的關切上，而是以作家人格乃至文學史的內容做為賭注的意識形態鬥爭。」可以看見林燿德有意嘗試的是一種遠離「政治」，為「文學」找到自身存在價值的路。

但，雖說和政治有意識地保持了距離，林燿德卻也深明文學脫離了政治構成的歷史，將會虛無：「脫離了文學史，詩不過是一些個別的愛憎喜怒，甚至只是一些互相擁抱又彼此瓦解、無關昨日也無關明日的記號遊戲。」這句《一九四九以後》的話，就是證據。

林燿德所保持距離的政治，是關於國族、關於認同與定位的政治議題；而他念茲在茲的文學史，從來就沒有讓他免於談論政治的空間，茲舉一例：

不論是波斯教主的白髯牌、「人權運動」的拳頭圖樣、格達費的

墨鏡商標、法蘭西共黨的三M旗號、白色亞美利堅的三K包裝，

都脫胎自同一株意識型態的變葉木。

不論是那一種廠牌：

仇恨，是革命罐頭唯一的開罐器。

並且，請你在開罐以後，

將自己的鮮血傾倒在

這輕盈而空無一物的鐵罐裡。

節錄自〈革命罐頭〉，這是林燿德於一九八六年的詩作，算是林燿德偏早期的作品，卻得見少年林燿德對於「人」的反省，就藏在他宣稱的「後現代主義」之中；而這種對「人」的反省，散見於其他林燿德的作品中，其實都有著反極權、反法西斯的人道主義傾向──這樣的傾向，正是一種政治傾向。

而這種傾向，也是不同國家之間，國族認同的底牌之一。

「文學史」真的可能如此單純嗎──只由文學作品、文學作家建構而來？

如林燿德這般始終反思文學的作家，相信對這個問題必然有更深刻的思索。

只可惜，我們不及見到。

林燿德去世後的一九九六年，台灣多風多浪，三月，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副總統全民直選。從一九九五年李登輝出訪美國起，中國發起飛彈試射演習，兩岸台海危機的緊張感蔓延至一九九六年。冷戰結束後東亞局勢又進入了緊張的狀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巨大的國家姿態，現身在「中華民國」的面前；這場緊張的對峙關係，絕不只是體現在飛彈與船艦之上，還包含著文化上的「中共」與「中華民國」之間迎面而來的代言權問題：誰才是中國文學史？誰又有台灣文學史？

不同的系譜，對相同的事物會有不同的評價。文學史書寫過程中的政治問題（及其夾纏的血與肉），相信以林燿德的聰明才智，不可能沒有察覺，否則他不會對夏志清、彭瑞金等文學史撰述者有所批評；更何況，一九九六年以後，東亞局勢似乎又要風起雲湧，台海危機其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兩個政體複雜的歷史糾纏，又將要矗立在東亞，成為最難解的糾葛時──台灣──一個被稱之為「地方」的島嶼，又有不同的聲音浸透了兩個政體之間。

在這種愈漸圖窮、愈漸銳利的政治問題裡，如果到了今天，林燿德還在，他又會怎麼繼續他的「文學史」思考？又會寫出什麼樣的文學？他是否仍能堅持他的文學理念，依然與「政治」一詞所包含的複雜議題保持距離？

關於這些，都只能是失去解答的問題。

他來不及見到這塊土地上第一次的全民直選，也不及見到二十一世紀的到來。幾乎是台灣最執著於接近二十一世紀（卻又在審美上有著復古靈魂），始終高舉火炬的林燿德，竟然來不及迎接二十世紀的最後倒數──

而他的文學，與他的文學史，都成了那通電話再也無人回覆的空號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