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祈深、黃雅詩、林珍良

棄嬰箱保衛戰

俄議員正反兩派針鋒相對

「這簡直是最愚蠢的決定，而且它違反規則、違反我作為議員的權利！」伊蓮娜．米祖琳娜（Elena Mizulina）今年七月中在臉書上氣憤地寫道。她是俄羅斯上議院議員，國會婦幼事務委員會主席。

「希望搖籃」拯救棄嬰

支持者反對者互相激辯

去年九月時提出禁止棄嬰箱的修正案，明定若是有任何醫療機構設置棄嬰箱，需處以一百萬到五百萬盧布的罰款，並停業三個月。這項提議獲得行政機關的支持，並送進下議院審查，但就在今年六月時下議院否決了這項提案。

俄羅斯的棄嬰箱首見於二○一一年，位在俄國西南方的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 。同年，在西部彼爾姆（Perm）慈善機構「希望搖籃」 成立，以設置棄嬰箱及提供困頓家庭緊急協助為主要任務。根據他們的數據，目前在俄羅斯十個區域共設置了十九個棄嬰箱，自二○一一年至今已拯救七十三名嬰兒。

米祖琳娜是反對棄嬰箱主要倡議者。她認為「存在非法棄嬰的可能性，將會無可避免地提高棄嬰率」，而「這是非常危險的趨勢」。此外，她還提出三個反對理由宣傳禁止棄嬰箱，包括「國家不應該鼓勵棄嬰」、「放置棄嬰箱會提高販嬰或其他違法交易的風險」，及「棄嬰箱有損孩童平等的權利」。

也有其他反對者認為，「棄嬰箱將給婦女一個錯誤觀念，認為她們『有權棄嬰』」。總之，棄嬰箱反對派堅持「棄嬰箱設置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會造成新的問題」。

然而在下議院裡並非所有人都支持米祖琳娜的看法。

比如議員契爾科娃（Irina Chirkova）說：「我們每年都會遇到類似案例：在某個城市的某個廣場垃圾箱裡發現剛出生不久的嬰兒，明明還是健康的但卻死於低溫。我認為面對這個議題要非常小心。如果說棄嬰箱機制能夠挽救嬰兒的性命，那怕是一兩個也好，我便會盡全力維護這個機制。」

她的論點，恰好就是慈善機構「希望的搖籃」設置棄嬰箱的主要理由之一，他們認為，「讓嬰兒被放置在棄嬰箱，好過在垃圾桶裡發現他們」。

棄嬰箱搶救棄嬰

終讓後悔生母領回骨肉

「希望搖籃」認為，任何家庭想要棄置嬰兒，一定是相當痛苦的決定，既然家庭有困難已經是事實，那麼務實的做法就是接下來如何保全嬰兒。

他們從棄嬰箱中接收的棄嬰中就有個案例，被棄置的女嬰乾淨、健康，明顯是被照顧得很好，身上還掛著十字架。這位棄嬰媽媽一定是歷經一番掙扎才出此下策。「希望搖籃」接手了這名女嬰，最後還幫她找到了領養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曾經選擇棄嬰一途的父母，最後回頭將小孩帶回去的案例。在素溪（Sochi），從二○一一年開始有棄嬰箱至今，接收了十八名嬰兒，其中有五名後來透過DNA檢驗確認親屬關係後，由生母領回。

得知下議院否決了這項提案，克拉斯諾達爾（Krasnodar）市教育局副局長耶戈洛娃（Liliana Egorova）表示：「這是非常睿智的決定」。她說：「我們應該給所有的嬰兒活下去的機會。每個媽媽、每個家庭都有不同的故事和遭遇。讓遇到困難的女性在選擇棄嬰時，有『安全』的棄置方式，轉由醫療機構接手，這是正確的。」

目前棄嬰箱仍持續在俄國各地運作，接手照顧困頓家庭的嬰兒，當然也不斷受到反對者的阻饒，比方說有九個地方檢察機關將棄嬰箱視為非法。

同時，米祖琳娜也持續在國會倡議反棄嬰箱。她在臉書上痛批下議院所做的決定，宣告將會進一步在會議中表達自己的立場，然後「將再一次把修正案送進下議院」。

棄嬰轉盤源自義大利

數百年來成另類古蹟景點

在中世紀背景的電影中，經常可以看到一個走投無路的貧困婦人，夜半敲著教堂的門，把新生兒留給神父修女扶養。這並不是虛構的橋段，根據史料記載，世界上最早的棄嬰安置措施，就是從羅馬天主教會開始的，可溯源到十二世紀。

棄嬰轉盤始於義大利

著重隱私延續數個世紀

相傳在一一九八年，當時的教宗因諾森三世（Innocent III），有感於羅馬市區的台伯河，經常撈到嬰孩屍體，遂下令在修道院外設置安放嬰兒的轉盤。

這種木製轉盤設計十分巧妙，可以避免修道院內的人看到拋棄嬰兒者，減輕棄嬰者的心理壓力，旁邊通常還會有一個搖鈴，放置嬰兒後，用以發聲提醒修女趕快把新生兒抱走，免得錯過照顧時機。

棄嬰轉盤一度非常興盛，作家Angelo Coniglio曾考據西西里島修道院和醫院的出生記錄，據此寫了一本書《棄嬰轉盤後的女人》（The lady of the wheel），描繪十九世紀時，在西西里島，大約有百分之十的嬰兒一出生就被棄養，多數是因為原生家庭過於貧窮。

當時教堂、醫院都設置了公立的棄嬰轉盤，神父常會故意替出養嬰兒取一個滑稽的名字，例如Di Casagrande（來自大家園）、Della Scala（來自階梯的）……這些名字都透露出孩童被棄養的身世。其中有不少出養嬰孩的後代在美國發展，也興起了一陣西西里島尋根潮。

此一傳統在義大利延續了數個世紀，直到一九二三年，獨裁者墨索里尼才正式下令廢除，但迄今各地教會醫院、修院門口，還經常可以看到遺留下封死窗口的棄嬰轉盤，也變成另類的古蹟景點。

然而，棄嬰問題在現代社會並沒有消失，隨著世界各國陸續重新設置棄嬰搖籃，到了二○○六年底，義大利一個民間機構也鼓吹重新恢復這個傳統，但設置地點是各大醫院，搖籃也從木製轉盤，變成有保溫功能的醫療玻璃箱。

新設計依然保護棄嬰者隱私，當嬰兒被從窗口放入，生命偵測器會自動察覺並發出警報，提醒醫院人員來照顧。

棄嬰者多為社會邊緣人

致棄嬰搖籃使用率不高

可惜即使規畫得如此完善，棄嬰搖籃的使用率仍不如預期高，每年新聞照樣爆出許多棄嬰死亡的不幸案例。畢竟棄嬰搖籃是一個被動等待的協助管道，如果棄嬰的母親，本身基於未成年、精神狀況不佳、毒品、黑道暴力等問題，無法主動尋求幫助，就會使棄嬰搖籃無用武之地。

例如義大利今年五月就發生兩個慘案，其中一個十六歲的母親，把自己孩子棄置在後院，她聲稱不知道自己懷孕了。另一個母親則從陽台，把剛出生的嬰兒丟到大街上，頭部受創的嬰孩後來被一個建築工人發現，緊急送醫，最後還是回天乏術。

相較之下，二○一四年另一個有名的義大利棄嬰，就較為幸運。有一名新生兒，被用行李袋包著，遺棄在拿坡里的火車上。發現嬰孩的列車長說，他在巡視車廂，沒想到有一天會發現一個嬰兒。

幸而這名出生僅四天的棄嬰非常健康，一位已有三名子女的義大利足球員，在新聞上看到這個消息，立刻向相關單位表達願意領養這個嬰兒。

誠如棄嬰搖籃的設置單位所言，此一方案的最大挑戰是宣傳，雖然他們製作了很多海報標語，也在媒體上曝光，但棄嬰者通常是社會角落最弱勢族群，怎樣讓資訊傳遞給他們，並讓他們接受、使用，是措施成敗最關鍵的一環。

德國棄嬰窗

開啟生命存留的一扇窗

「小安娜，妳的媽媽在哪裡？」這是德國銷量最大的畫報Bild在今年五月間的一則新聞標題，七千零一十克重的小安娜健康可愛。在二月中的寒冷夜晚，她被放置在漢堡Sterni Park機構的嬰兒窗內，當時被毛巾和毯子包裹的小安娜五十三公分大、四千零五十克重，臍帶剪斷的痕跡粗糙。

二○○○年設首個嬰兒窗

十多年估救數百棄嬰

在德國，憲法規定母親有責任照養孩子，但是，棄嬰新聞仍舊時有所聞。在柏林擔任心理輔導的醫院駐院牧師Gabriele Stangl說，遭性侵懷孕、沒有經濟能力撫養孩子、家庭條件不允許等等原因，使得有些女性選擇放棄自己的孩子。

兒福機構Sterni Park在一九九九年開始棄嬰計畫（Projekt Findel baby）。根據統計，那一年德國有三十四名棄嬰，其中二十一名被發現時已死亡。這些棄嬰可能是在洗手間、地下室、花園中的棚子祕密來到這個世界，可想像分娩過程孕婦充滿恐懼，母嬰都沒有受到醫療照護。

為避免母親在絕望中隨意遺棄，甚至殺死孩子的悲劇發生，Sterni Park在二○○○年設置了德國第一個棄嬰窗。決定放棄孩子的母親可以打開棄嬰窗，把孩子放進鋪有攝氏三十七度加熱毯的小平台上，在這裡與孩子道別。

拯救棄嬰的棄嬰窗隨即在德國各地的醫院、教會、社福組織中設置，目前約有九十三個。當棄嬰窗一被打開，通知信號隨即啟動，社工或醫護人員會在五到十五分鐘後進入房間，為嬰兒洗澡更衣，接著會被送到醫院進行健康檢查。

如果母親後悔，放置後八周之內可以領回孩子。慕尼黑聖迦百列修道院的做法是在棄嬰窗裡放有印泥，讓母親印下孩子的指印、手印或腳印，做為日後驗明身分之用。

除了接收棄嬰，設置棄嬰窗的機構有更積極的做法，爭取想棄嬰的母親回心轉意。Sterni Park提供全天候的產前匿名諮詢、陪同孕婦到醫院生產，還有產後對母嬰照顧的服務，因此讓不少母親在後來決定留下孩子。

棄嬰窗到底救了多少孩子？十多年來，估計至少有數百個。但是，德國官方找不到確切的相關統計數字，因為棄嬰窗至今沒有法源。棄嬰窗的設置條件、通報規定、棄嬰多久開放認養，都沒有法令規範。

棄嬰無法可管招徠批評

保密分娩法保障孕婦

在法律默許下的棄嬰窗在德國招徠不少批評。反對人士引用《德國憲法》，主張孩子有知道自己身分的隱私權，而且認為，棄嬰窗反倒會助長棄嬰之風。

另外，棄嬰窗是否真發揮減少棄嬰的效果？設置機構是否從中收取爭取認養者的匿名奉獻？都是對棄嬰窗存在的質疑。

在法律道德與生命無價之間，棄嬰窗是不得不的選項。而德國在二○一四年五月通過的《保密分娩法》（Vertreuliche Geburt），藉法律手段，解決新生命存留的難題。

根據德國家庭部的統計，這項法令實施三年多來，約有三百五十名孕婦申請接受服務。德國家庭部長Katarina Barley表示，此法令的確達到當初立法的目的，透過協助與諮商，受幫助的孕婦最終願意改變心意，決定與孩子一起生活，或者同意讓別人來認養孩子。

家庭部所提供十八種語言的熱線電話及網站諮詢，已有高達一萬六千人次的孕婦或其家人得到幫助，需求甚高。生命價值在於不可取代也無法限量，因此，雖有爭議，棄嬰窗的意義仍是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