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塔爾．穆勒 譯╱徐潔、潘世娟

在阿德爾伯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的小說《我的曾祖父的錢包》（一八四七年，Die Mappe meines Urgroßvaters）中，在敘述者沿著他父母親的小穀倉來到屋頂閣樓，發現將成為他故事題材的羊皮紙書之前，他必須先穿過「密不透風的無用雜物」，裡面有「成堆的紙張、書籍、小包裹、線團、各種小工具、捆紮材料以及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

紙張從教育機構、貨物流通、私人書信以及政府信函等地流入千家萬戶，又再度消失不見，或被滯留在抽屜、櫥櫃、屋頂閣樓以及花盆內。義務教育，發展中的國家行政機構的官僚主義，政府機關內大量的公務人員，企業經濟的辦公室，所有這些不僅是貪婪的紙張消費者，也消耗了最大份量的書寫紙張。它們像是紙張分配機一樣，把它們印刷或非印刷出來的東西，再次可靠地分配給各個社會機構，就像期刊雜誌與每天出刊的報紙那樣。

施蒂弗特描寫的那一堆雜亂紙張，把我們帶回十九世紀早期。那些早就被人淡忘的歌曲可能譜在手工紙上。但是在施蒂弗特寫作的那個年代，紙張加工企業的機械化幾乎就和造紙機械化的情況一樣不可小覷。我們已經知道一種極為古老的紙張加工品：由膠合的層層紙張製成的撲克牌。

早在十八世紀，它們就已經在自辦的工廠被生產出來，並開始在過去還是白色的背頁加上版畫圖案；到了十九世紀，當初的木版畫經歷了銅版畫及鋼版畫，已經進化到現代的平版印刷。

從英國開始發展的切割機日漸盛行，後來又有快速印刷機的加入，使得印刷速度得以成倍增長。紙張加工業的一大重要分支就出現在書籍裝幀工廠，而能夠反映「紙張和文具用品」特殊發展的是信封的崛起。在十八世紀，信件通常被摺疊後就以封泥密封，「信封」只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自十九世紀初起，它們已經在工廠內大量生產，自十九世紀四○年代起就有信封機這種東西，而它在一八五一年的倫敦世界博覽會更引起轟動。

（摘自《白色魔術：紙的文化史》，立京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羅塔爾．穆勒（Lothar Müller）

生於一九五四年，德國文學與歷史專家。曾任柏林自由大學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所講師，一九九七至二○○一年任職《法蘭克福文匯報》文學通訊欄主編，目前為《南德時報》副刊主編。自二○一○年起獲聘為柏林洪堡大學榮譽教授，亦於二○○○年獲艾爾菲德科爾獎，二○○八年獲約翰海涅西莫爾克獎。本書於二○一二年榮獲萊比錫書展專業書籍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