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宗懋圖文館提供

「明牌」、「槓龜」是民國76年（1987）台灣民間最常使用的語彙，幾乎掛在人人的嘴邊，人們談論起來興致勃勃，情緒起伏不定，成為台灣社會奇觀。

自民國74年（1985）起，社會出現一種金錢遊戲「大家樂」，由「組頭」做莊，以公開發行的愛國獎券7個頭獎號碼的最後兩個號碼為準，召募組員下注，相當於博彩。在法律上，這是非法的賭博行為，警方可依法取締。

一開始，「大家樂」賭博只流行於鄉間地區，被視為小賭活動之一。然而經過三年發展，大家樂迅速由鄉間傳到都市，蔓延全島，以致家庭婦女、知識分子紛紛投入，估計高達三百萬人次，形成罕見的賭博惡習。

「明牌」，意指上天或神明透過各種形式暗示的中獎號碼，可以是車牌號碼、馬路大街的號碼、事件的時間、政治人物的生辰，甚至投奔來台的中共飛行員劉志遠的個人背景數字等等，任何足以引起數字聯想的人事物，均可能被當成「明牌」。「槓龜」則是指獎開出來後，「明牌」與中獎數字不符的霉運。

由於人人想中獎發財，自然四處追尋明牌，茶飯不思，數人一聚就開始探究各種明牌之虛實，或捕風捉影、或求神問卜，數字滿天飛。如此賭博狂潮橫掃寶島，自然帶來許多負面影響，包括法紀蕩然、迷信盛行、功利投機思想濃厚。許多行業因人們耽溺於大家樂，以致工作品質低落，甚至因而發生命案及財物糾紛。

到了民國76年，大家樂已發展到動搖社會根基的程度，迫使朝野認真面對此一現象，探究其深層原因，並採取有效的遏止辦法。

一些專家認為，經過長年的經濟發展，台灣平均國民所得已達五千美元，累積可觀的民間資金，可是休閒娛樂設施依然不足，個人投資管道也有限。加上日益富裕的生活腐蝕過去簡樸勤奮的精神，助長一夕致富的奢望，大家樂正好在這時代轉型的空檔中蔓延開來。

愛國獎券由政府合法發行，名曰「愛國」，是因為早年財政短絀時，以發行獎券補貼建設經費之用，實質上是合法的賭博性活動。不過愛國獎券投注有限，獎金最高額度也有限，買了獎券就算沒有中獎，也不可能傾家蕩產，另一方面也少了「豪賭」的刺激感與吸引力。大家樂就是利用愛國獎券中獎號碼的公信力、公開性，以及廣布全國的資訊發布系統所衍生的動員力量，再加上不限賭金的誘因，得以成為全國性的賭博活動。

各種大家樂的光怪陸離現象所帶來強烈的危機感中，台灣省政府主席邱創煥於12月8日宣布，自民國77年（1988）元月起暫停發行愛國獎券。

最後一次的獎券發行，警方如臨大敵，深恐意外發生，但仍發生台灣銀行獎券科科長江勇吉的十六歲兒子被歹徒綁架事件，歹徒以電話要脅江勇吉透露中獎號碼；雖然最後人質得以安全回來，但是證明大家樂造成部分賭徒財迷心竅至此，確實問題嚴重。

愛國獎券暫停發行果然有效遏止大家樂活動，雖然賭徒曾以其他海外彩券代替，但因缺乏全國性公開迅速的訊息，規模難以擴大，終於逐步冷卻。然而愛國獎券的暫停發行最後變成了永久廢止，過去街頭常見的獎券行和賣獎券的老弱殘障人士的景觀，為之消失。直到民國88年底（1999）公益彩券發行後，才又略為恢復舊觀。

不過，賭博究竟應否合法化的問題，仍有待政府及民間整體的面對與思考。（徐宗懋原著，梁迦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