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藏書源遠流長，先為帝王專屬，後在民間發揚。五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創造了甲骨文用以記事，開創了文字記載歷史的先河。最早也是最樸素的「書」，就是那一片片龜殼或牛骨。真正有藏書之舉，最遲應在周代之前，《周易》云：「河出圖，洛出書。」到了周代，專門的藏書機構「藏室」出現，並且有專職人員「守藏室之史」，老子曾任該職位，掌管四方之誌、三皇五帝之書，據傳孔子曾問禮於老子。

漢武帝時，為了充實皇家藏書，在未央宮建立了收藏圖書的「天祿閣」，這是中國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國家圖書館。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編撰了古代第一部綜合性圖書目錄《七略》，中國古代藏書進入一個系統性的發展新階段。

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出現後，民間藏書日盛，西漢末年，出現了專門買賣書籍的「書肆」。西晉張華藏書三十餘車，南朝梁代的任昉藏書萬餘卷。據傳，任昉一生酷愛典籍，極愛藏書，並且多方面的書籍他都加以存藏，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一種書存有不同的版本和抄本，以至於在官府書庫內查找不到的書，在任昉的家藏書中或許可以查到。故任昉以藏書名噪一時，成為當時著名的藏書家之一。

再至印刷術的革新，書籍的流通更加廣泛，到宋代私家藏書和官府藏書交相輝映。宋代除了國家圖書館「崇文院」外，還建有「祕閣」的書庫；元、明、清歷代均有專門的國家藏書機構。

此間，私人藏書家也不勝枚舉，據文獻記載，明代有藏書家四百二十七人，清代著名的藏書家有四百九十七人。其中江蘇毛晉的汲古閣，浙江範欽的天一閣，紹興祁承爜的澹生堂等為保存古代文化典籍作出的貢獻尤為卓越。

古人愛書藏書，信奉「書不出閣」，但仍有部分藏書家行刊刻之途，清代的黃俞邰、周雪客是為典型代表。清人張海鵬認為「藏書不如讀書，讀書不如刻書，讀書只以為己，刻書可以澤人。」晚清著名儒將張之洞的《勸刻書說》，反映的也正是這種藏書而刻書利他惠人的高尚境界。

今人讀書之便勝古人千百倍，然藏書者眾讀書者少，甚可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