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開法師（佛光山寺副住持、南華大學使命副校長）

「無期徒刑」的兩難與困境

在上周的文章中，我跟各位讀者分析了名不符實的「無期徒刑」所造成的兩難與困境，這一周再進一步探討「無期徒刑」的兩難與困境究竟何在。

從世間法與世俗諦現實的觀點來考量，「罪刑判決的輕重」與「犯行過失的輕重」及「應負責任的輕重」，這三者之間應該要彼此呼應、一致相符；簡單地說，就是「罪」與「罰」之間，要符合「比例原則」。

原本「無期徒刑」的設計理念，就是希望能夠在有期徒刑和死刑之間，尋求一個合理的平衡點。譬如有一些重大的殺人犯行，並非像曾文欽、鄭捷、龔重安、王景玉等人惡意隨機濫殺無辜，而是涉及個人恩怨的仇殺、情殺等，且情節嚴重，如果只是判有期徒刑，即使判上二十年、還是讓人覺得太輕，但是如果判死刑，又讓人覺得太重，所以折衷判個「無期徒刑」，一方面可以反映殺人犯行的嚴重性，另一方面又不至於再剝奪另一條生命，看起來似乎很理想。

的確，如果台灣社會「沒有」像曾文欽、鄭捷、龔重安、王景玉等這些人，惡意隨機濫殺無辜，造成社會大眾莫名的恐慌，所有兇殺案件都是涉及個人或江湖恩怨的情殺、仇殺等，即使情節再嚴重，也都是有其個別的「來龍去脈」，而且都是「冤有頭、債有主」，不會牽連或旁及無辜；像這一類的情況，不判死刑而判「無期徒刑」，甚至於因為犯人有認錯懺悔的誠意，而給予假釋的機會，我也不會反對。

但是像曾文欽、鄭捷、龔重安、王景玉等這些人，將自己個人的心理或精神問題賴給他人或社會大眾，不分青紅皂白、莫名其妙地隨機濫殺無辜，而且是兇殘、冷血地將被害者置之死地而後快，更甚者是這些殺人兇手在犯後竟然一點悔意都沒有，這就不能和上述的例子一樣相提並論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判「無期徒刑」已經不符合「比例原則」，於情、於理、於法，我認為都應該判處死刑。

近十多年來有個趨勢，就是人權團體和廢死聯盟愈來愈強烈地主張「廢除死刑」，希望能以「無期徒刑」完全替代死刑。坦白說，如果沒有曾、鄭、龔、王等這些人的冷血犯行引起公憤，「廢除死刑」的主張還可以得到相當程度的社會認同。然而，遺憾的是，曾、鄭、龔、王等這些人的殘酷犯行，引起社會恐慌，反而凸顯人權團體和廢死聯盟想得太天真了，看不到眾生的「無明」，他們「廢死」的主張與「善意」反而落得有「助紂為虐」與「為虎作倀」之嫌，引起不少社會大眾的不滿與反彈。

為了因應這樣的反彈，又有一些人士提出「無假釋終身監禁」的主張，一方面希望以此完全取代死刑，另一方面可以化解「無期徒刑」名不符實的兩難困境，以及犯人「得以假釋」而「縱虎歸山」的社會疑懼。

但是「無假釋終身監禁」這樣的主張，其實際的可行性究竟有多高呢，有沒有社會大眾預期不到的反效果呢？就我的良心認知，心中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在上周的文章中，我提到法務部次長陳明堂舉例指出，去（二○一五）年二月發生的高雄大寮監獄挾持案暴動事件，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實際案例。有受刑人因為累犯三次重罪而一罪一罰，累積到了「四十六年不得假釋」，他根本就活不到假釋的年歲，對於「沒有明天」的監禁生活感到徹底絕望，所以企圖鋌而走險越獄而踏上絕路，原先本該槍斃的，卻被關在牢裡供養，他們根本就不領情。

美國是有「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刑度，根據統計，二○一三年全美國的監獄中，每九人就有一人正在服無期徒刑，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犯人無望出獄。實施「無假釋終身監禁」的一項主要後果，就是以「死刑處決數」的稍微降低，來換取那些不會被判死刑的犯人坐牢時間長達兩倍到三倍之久。其社會成本與風險是要全體國民來承擔的，我們的政府有沒有務實地認真思考、評估？各位讀者也應該好好地想一想，究竟這也攸關我們每一個人的安全與福祉！（待續）


各位讀者如果想要索閱〈從生死關懷觀點對死刑存廢問題的反思〉及〈再論死刑存廢問題〉全文PDF電子檔，可以傳email到a123@nhu.edu.tw給南華大學使命副校長室秘書楊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