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時間而論，與同世代眾多早慧的創作者相較，我的文學啟蒙相當遲緩；從空間而觀，雖自幼居住在台北文山區，我也是很晚才知道「台灣韓波」詩人黃荷生、小說家朱西甯住家，以及曾遭警總包抄的「神州詩社」皆步行可至。時間與空間都不站在平凡的我這邊，幸好還有辛亥路上的耕莘青年寫作會為人生定錨，讓慘綠少年得以認識文學之繽紛多采。

想報名參加文學活動，最初起於自己對「作家」身分的好奇。高二獲得《明道文藝》與《中央日報》合辦的全國學生文學獎首獎，頒獎典禮上我才初次見到評審黃永武、鄭明娳等「學者作家」；高三穿著卡其校服直奔圓山飯店，在聯合報系主辦的「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上，更首度看到高行健等「海外作家」；同年參與在陽明山華興中學旁一所教會的台灣文藝營，換成第一次認識這麼多「本土作家」。上述零星接觸經驗，顯然無法滿足我亟欲認識「作家本質」的渴望。偏偏自己雖對台上侃侃而談的作家們充滿敬意，卻只是低頭抄筆記一族，從不敢貿然提問或索取簽名。像這樣本性孤僻、寧願抱字取暖的人，高三升大一前夕卻想跟人合辦《植物園》現代詩社及詩刊，簡直是自找麻煩。詩社要怎麼組？稿子該怎麼約？文壇長什麼樣？不是校刊的文學刊物該怎麼編？……千頭萬緒，無一通曉，只好先報名聯合文學文藝營跟耕莘寫作會活動，多少帶著賭氣兼賭運的心態。當時的聯文偏重短期密集講授，耕莘則是長期互動課程，我遂選擇成為一屆聯文生、四年耕莘人。

年紀太輕、識見太淺、膽子太小，我跟作家們還是搭不上話，幸好在別處另有收穫。興隆路住家雖離公館不遠，但直到進了耕莘，我才知道這一帶竟有許多祕密基地──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剛升大學時我的文學私人地圖，完全是以耕莘寫作會為中心來繪製。若唐山書店算是老窟，甫創辦的女書店便是新巢，再加上耕莘所設「寫作小屋」，連結起來便是座偌大書房，負責餵養我知識，一新我視野。小屋所藏上個世紀七、八○年代詩集甚多，除了提供我自行閱讀補課的資源，亦開啟我日後蒐購文學舊書之動機。連「植物園」成立後的第一次聚會，都是向耕莘商借小屋舉行。迄今我仍記得，後來遠赴南非的第二期主編林怡翠、不幸早逝的封面設計劉信宏，與大夥或坐或躺在塌塌米上的身影。「植物園」的定期聚會隨後雖改往波西米亞人咖啡館，依舊位於耕莘文教院後巷，直到該店搬往長安西路現址。

除了地理位置上的文學私地圖，以寫作會成員為中心的「耕莘人地圖」對我更顯重要。因為參加耕莘，遂得以認識許多欲把金針度與人的文學良師，以及一批結交至今的人生益友。我的九○年代文學旅途，正是在陸神父、楊昌年、白靈、陳銘磻等師長呵護甚至縱容下開展，也有幸獲得已享文名的凌明玉、管仁健等「同班同學」指正扶持。其中擔任寫作會祕書長暨《旦兮》雜誌主編的黃玉鳳（詩人葉紅），對我個人而言堪稱亦師亦姐，她更具體示範了何謂耕莘人的多才多藝。二○○四年某日突然接到玉鳳姐於上海辭世、即將舉辦追思會的電郵，我在震驚錯愕之餘，也徹底斷了與寫作會的最後連繫。

此後我便成為耕莘失聯分子，不曾再踏入寫作會一步。路過那棟被拆除的大樓時，亦不免自嘲關卿何事、莫生感嘆。當過輔導員、得過文學獎、演過小劇場……我的人生中有不少與耕莘相關的小事，甚至曾因為寫作會要在聖本篤修道院舉辦文藝營，生平才首度造訪淡水。豈能料到二十年後，我竟有緣在淡江大學任教？人不耕莘枉少年，很慶幸在九○年代初識文學的「青春期」，我也曾經那麼耕莘。

（本文圖同步刊登於《文訊》雜誌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