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榮哲

編按： 這裡曾有小劇場，曾誕生導演或作家的夢，矗立辛亥路和羅斯福路口的耕莘文教院，見證著台灣六○年代以降的藝文浪潮，其中1966年創立的耕莘青年寫作會七月將邁入五十周年。今明副刊特別選刊許榮哲、楊宗翰回憶年少在此寫作的往事，記下珍貴一頁。

一九九八年，我一邊在台大寫碩士論文，一邊去台視上編劇課。

論文的題目叫「灰色、模糊、動態規畫於水庫之即時操作與運用──以石門水庫為例」。

那時，距離九二一大地震，還有一年多。

當時，我每天跟朋友討論劇本，寫劇本，對未來充滿了想像。

那時，我還沒聽過導演李安後來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編劇是地獄的行業。」

當時，我一直在編劇的領域受挫，但我還不準備放棄，因為編劇老師告訴我，我是編劇界的天才，而我也這麼認為。

後來，我來到耕莘青年寫作會，心中的念頭是，利用寫小說來磨練自己的文字能力。因為意外得了耕莘文學獎小說第二名，改而相信自己是小說界的天才，轉而瘋狂寫小說。

關於我的文學路就是這樣開始的：我在耕莘得到第一個文學獎，第一次擔任文學講師，第一次組織文學營隊……我真的如願變成另一個人。

我幾乎可以這樣說，世界沒有耕莘，世界依然轉動；許榮哲沒有耕莘，許榮哲如夢一場。

但故事還沒結束，二○○六年，耕莘一年一度的新春團拜（陸神父會發給每個人一個百元紅包），一群耕莘人聚集在烏來的文山農場。沒有往年的新春愉悅，只有陸神父憂傷的眼神，以及他不停掛在嘴邊的「救救耕莘」。

那幾年，連最具指標性的耕莘暑期文藝營的人數，都從最輝煌時期的一百八十人，一路降到只剩十來個，下一次恐怕連班都開不成了。

很多人安慰陸神父：「這不是耕莘的問題，而是大環境的問題，文學是沒落的貴族，我們必須面對。」

當時我在聯合文學雜誌工作，雖然對這樣的論調感到憤怒，但卻無力改變一些什麼。從此，陸神父憂傷的眼神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

隔不久，當年的祕書謝欣純帶著陸神父的憂傷和難題來找我。欣純有一種天真過了頭的特質，口頭禪是「我也這麼想」。很不幸的，我和她一樣天真，口頭禪是「OK的啦」。

於是不管欣純提出什麼要求，我都OK的啦。於是不管我提出什麼點子，她都說我也這麼想。於是我們一邊OK，一邊我也這麼想的開始動手了。我找來和我們同樣天真的8P（我說「這不是工作，而是夢想」，他們也點頭說「這的確不是工作，而是夢想」），用距離現實最遠的想像力，離地五百呎幻想出了第一屆的「搶救文壇新秀再作戰」文藝營。

冒著被臭罵的風險，我們到處去網路貼文，連最會罵人的小說家張大春的部落格都貼了。因為我們想像著：每一個文學網站都躲著一個潛水冒泡的朱宥勳。

不管對方允不允許，我們騎著摩托車，載著一堆DM，到台北縣巿每一家圖書館，一家一家放招生DM。管它圖書館規定如何，明放不行就暗放，暗放不行就偷放。我們想像著：每一家圖書館都窩著一個恨死讀書的神小風。

努力還不夠，最重要的是天真。天真的相信每一次的努力，都將獲致一個可怕的收穫。

最後，天真的我們成功了，第一屆的搶救文藝營來了一百零八人（神奇的數字）。陸神父說：「這是耕莘的第三次文藝復興，第一次是朱天文、朱天心帶來的小說年代；第二次是白靈、許悔之帶來的新詩年代；第三次是……」

第三次是天真的年代。

愈軟弱，就必須愈天真。天真是當時我們唯一的武器。

轉眼之間，十年過去了。

這幾年，耕莘青年寫作會幾乎可以用脫胎換骨來形容，從剛剛落幕的第十一屆「搶救文壇新秀再作戰文藝營」，到一年兩期的「劇本創作班」、「女性文學班」、「文學進階班」，口碑好，期期爆滿。

然而這之間最大的收穫並不是營隊的成功，而是「天才」的匯集。

我永遠記得十八年前，我孤伶伶的一個人來到耕莘，一個人孤伶伶的待了下來，一個人發著寂寞的光，我多麼渴望擁有另一個天才夥伴啊！沒想到這件事在十八年後成真了，歷經十一屆的文藝營，我們從將近兩千位學員中，挑選出最優秀的一百位成為夥伴，像海賊一樣的夥伴，我們決定一起搭上耕莘這艘船，出海去尋找文學的寶藏。

從此，我們不再是孤獨的單兵作戰，而是華麗的傾巢而出。

耕莘幹部訓練時，我對台下的天才夥伴們，說了這麼一句玩笑語：「最近我腦海中，不停浮現『統一天下』這幾個字。」表面上，這是一句玩笑話，然而玩笑底下，是……我真真確確的感受到了一股洶湧而來的巨大力量。

力量最初的源頭是──天真。

從「救救耕莘」到「統一天下」，耕莘徹底的改頭換面了，然而不管怎麼改，總有一些地方是永遠不變的，如果真有那麼一個地方，我希望是「天真」，因為天真無所畏懼，於是也就無所不能。（本文圖同步刊登於《文訊》雜誌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