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與圖／黃議震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八日，田耕莘先生由天主教教宗庇護十二世祝聖為遠東首任樞機主教；六月，田主教邀復旦大學教授方豪出任新設的北平上智編譯館館長，方豪於七月七日上任（註❶），並自七月起向復旦大學請假兩年。

上智編譯館是田耕莘主教在北平弘教的重要教務，主要要務在以文字對知識階層傳教，因此曾任復旦大學史地系系主任、《復旦學報》主編的方豪司鐸，甚得田主教倚重。而赴北平就任的方豪，除本職外尚兼任天津工商管理學院新成立的文學院院長、輔仁大學史學系教授。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一日，請假期滿的方豪回到上海復旦大學任教。十一月，中共解放軍直逼北平城，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在眾人的敦促下，十二月十五日自北平飛抵南京明故宮機場，十六日方豪與胡適晤於上海，對於原本有意赴四川大學任教的方豪，「胡先生竭力勸阻先生入川，並肯定地說『應該去台灣』」。（註❷）

年底，時局丕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傅斯年所長主持下由南京遷台，設臨時所址於桃園縣楊梅鎮，由兼任台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負責中研院的「各所遷台暨照料北方各校教授南遷之布置」（註❸），並在遷台之初，即與台大開始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而在胡適的推薦之下，傅斯年校長邀請方豪至台大任教。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七日，方豪從上海搭乘空軍運輸艦啟程，十日自高雄登岸，十五日謁見傅斯年校長，就任台大歷史系教授，之後遷入台大教職員宿舍，與傅斯年、李濟、臺靜農、李煜瀛、史次耘等，同卜居於台北溫州街。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方豪約同姚從吾一訪楊梅中研院史語所的臨時所址，至所內圖書室只見陳列少數從北平運台的圖書，而大部分藏書尚未開箱。當時正著手起稿〈台灣方志中的利瑪竇〉的方豪，對於搜閱台灣方志縈繞於心，卻意外地在史語所圖書室重讀該所十一年前所刊印的〈方志目〉，於是書目上「恆春縣志」一條，又重現眼前，但仍並未覓見此書。

同年國慶日，方豪約了好友楊雲萍再訪楊梅的史語所，仍一無所獲，而研究台灣史與台灣文化著稱的楊雲萍甚至「懷疑或者根本沒有《恆春縣志》」。（註❹）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以後，史語所將運台圖書全部開箱登記、檢查，方豪請託工作人員若發現《恆春縣志》時，暫先為其保留。民國三十九年一月十四日，方豪四訪楊梅，史語所全體朋友看到方豪到訪，「都不約而同的說：『《恆春縣志》出來了！』」（同註❹）

這本《恆春縣志》從「台灣學人，或到過台灣的日本人，在民國三十九年前，發表有關台灣地方志的文字中，或專書中涉及台灣方志時，絕未提到這部《恆春縣志》。連朱士嘉編的《中國地方志綜錄》和《中國地方志備徵目》，也沒有列入本書。」（註❺）而探究《恆春縣志》的埋沒，則源自歷史積弱的無奈。

恆春設縣，起於「牡丹社事件」之後，欽差大臣沈葆楨於同治十三年（一八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奏「請瑯嶠築城設官摺」建議瑯嶠設縣，「縣名謹擬曰『恆春』」（註❻），設縣後的恆春遲至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才開始由恆春縣知縣陳文緯主修、屠繼善總纂《恆春縣志》，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縣志稿成，但因這年的甲午戰爭，隔年台灣割讓，《恆春縣志》便未能付印刊行，書稿此後被人攜回大陸，從此不見於世。

直至方豪在楊梅史語所發現所藏「修史廬抄本」的曬藍本《恆春縣志》，之後並由林熊祥、廖漢臣校閱標點，民國四十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將此志付印，自此《恆春縣志》首次傳布於世，也了卻恆春知縣陳文緯五十八年前「網羅散失，孤詣苦心，當設法以壽諸梨棗焉。」的未竟之願。

註解：

❶出自李東華編著《方豪先生年譜》，國史館印行，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初版，第六十頁。

❷同註❶，第六十六頁。

❸出自《中央研究院史初稿》之「遷台時期」，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編印，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九日出版，第六十四頁。

❹出自方豪著《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之「恆春縣志的重現」一文，民國五十八年六月出版，第一○四八頁。

❺出自《台灣文獻叢刊·恒春縣志》之「弁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四十九年出版。

❻出自《恒春縣志》「建置」之「請瑯嶠築城設官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二○○七年出版，第七十四頁。

❼方豪(一九一○～一九八○ )，字杰人，是首位名列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