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郅忻

編按：

散文作家張郅忻在關注新移民的作品之後，將目光返回出生地新竹縣客家小鎮，寫下睹物思情的「小鎮故事」系列，今天起，隔周周五見刊。

尚未識字，即聽過這棟樓的名字。百齡樓有三層樓高，第一層前有櫃檯，後擺放圓桌板凳，二樓桌數更多，內側設有簡易舞台，牆面以粉紅霓虹燈織上「囍」字。至於三樓，我從未去過，不知道裡頭模樣。

百齡樓之於一個八零年代小鎮的重要性，在於提供一個辦喜宴的空間。有百齡樓前，小鎮人們多數只有一個選擇，在自家門前搭深藍塑膠帳篷，辦流水席。對小鎮外圍的人們而言，流水席是最佳選擇，婚喪喜慶大事，鄰人相幫，禾埕寬闊，桌數不是問題。至於住在街路的人們，車輛仍少，封鎖兩側馬路，沿馬路搭長型帳棚亦足夠。小鎮年輕人想與舊時不同，則選擇百齡樓。

我是在這棟樓，參與父親的婚宴。這是父親的第二次婚禮，排場相當第一回，且選在同地點。許是小鎮選擇原來就不多，流水席或百齡樓；又或父親想在同地點起步，宣示將走得比過去更長。六歲的我頭頂西瓜皮，身穿白色小禮服。我期待這天很久，甚至比父親更期待。我不時問張羅婚事的父親還剩幾天？彷彿這是我的婚禮。偏偏前夜，我感冒了。

婚宴一早，新郎新娘在滿天星髮廊梳妝，滿天星位於大街中央轉角處，該時小鎮最新潮的髮廊。髮廊裡鐵製衣桿懸掛幾件花童洋裝，與我同齡的表妹亦是花童，她選一件露肩洋裝，兩側開摺花朵般裝飾。父親見我打噴嚏，吩咐新娘祕書，給我長袖洋裝。衣桿唯一一件長袖，我沒有選擇的穿上。表妹和我被畫上十分不搭的濃妝，突兀感並非立即察覺，而是很久以後，美醜意識入心所下的判斷。當刻只覺兩頰被粉撲滑過，雙唇留些脂粉氣，香香的。照片裡表妹笑得甜美，我則雙唇緊鎖，有些陰鬱。那陰鬱可能單純來自於無法選擇，我也想試試其他洋裝。父親的第二次婚禮，對我來說，只為當婚禮花童，穿蕾絲花裙衣裳。

百齡樓中央有條大柱子，開桌前備好整桶米製粢粑，做粢粑的叔公會自桶裡將還沾惹熱氣的粢粑，以長筷剪成團狀，放上撲好花生糖粉的鐵盤。早來客人可以圍站柱前，拿雙免洗筷將整團粢粑斷成更小的團狀，沾粉即食。我的身高與鐵盤平行，已知拿免洗竹筷，向大人討粢粑吃，一口一口把嘴唇紅妝一併吃下肚。

那是婚宴場合裡的獨特空間，上菜後所有人回到桌前，與親戚朋友吃飯聊天。唯我喜歡站在粢粑旁，甜甜粢粑能淡化喜宴失去的苦味。是的，儘管粢粑象徵團圓，婚禮卻總是讓我失去。父親結婚，不再屬於我一人；二十餘年後，大妹結婚，告別我們曾共有的家，走入另一個家庭。

百齡樓最初命名有長長久久的意味，無論它是否能長久，作為婚宴場所的它確實占據許多人心頭重要位置，譬如我。我曾提到，我的父母在這裡完成終身大事，這件事直到成年後才完全證實。他們的婚姻維持不到三年成殘局，父親不允許我和母親見面，家裡所有關於母親的照片全數被撕毀丟棄。幼時對母親印象模糊，只覺得她非常美，瓜子臉黑長髮，形成我的戀母情結。市場裡賣豬肉的阿姨像母親，街口賣豆花的阿姨像母親，彷彿所有雙眼皮瓜子臉都是母親一部分。每回隨阿婆逛市場，我總忍不住多望幾眼那些與母親相似的人。

母親的事，我向來模模糊糊，父母在百齡樓完婚，似乎曾聽誰講起，也不能完全確定。高中畢業，父親對我與母親相見無力插手，我在媽媽台北租屋的床頭櫃裡，找出舊時相片。包含她穿著一身紅豔豔旗袍，雙唇塗抹紅妝，站在百齡樓二樓宴客桌前，向賓客們敬酒的畫面。照片裡沒有父親，只有她，若找不到其他照片佐證，也可以說這是一場只有新娘的婚禮。母親不過二十初頭，濃妝把她畫老。照片裡形單影隻的母親，與幾年後在那棟樓出現當花童的我，臉上皆被塗抹不合適大濃妝，這點小事竟讓我感到一種相似的溫暖。

百齡樓未能百年，農田成建案，大型婚宴場所普設，百齡樓樓身還在，內裝改賣羊肉爐。在裡頭結過兩次婚的父親，終以離婚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