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瓊英

「大陸學港台，港台學日韓，日韓學歐美。」大陸曾經流傳這麼一句話。聽來直接，卻道出了曾經發生的事實。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從《超級女聲》時代開始，大陸電視人就不再那麼依賴台灣人了。二○一○年的《中國達人秀》更讓大陸電視圈掀起了直接和歐美做生意的風潮，台灣專業以無用武之地。

《中國好聲音》把這股風潮推向了最高點，望上去就「高大上」的節目背後，是漂洋過海的歐美技術指導、長達數百頁的「製作聖經」和一整套流水線式的工藝流程。

一轉眼，台灣製作人因此成為被「邊緣化」的一群人。鼎盛時期，「漂」在大陸的台灣製作人多達兩千人，如今，只剩下二十左右。台灣的經濟環境、綜藝環境發生劇變，一方面，台灣通過「有線廣播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結束了台視、中視、華視的「三台時代」，湧現很多電影片道，最多時達到一百多個，競爭慘烈；另一方面，隨著大陸經濟的增長，廣告商的亞洲總部紛紛從香港、台灣移到了大陸，等於做決策的人都不在台灣，電視台的時間成本相應增加了。

在中國，明星每集出場費動輒幾百萬，要價越來越高，製作費一再飆升，台灣無力效尤，只能黯然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