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黛嫚

孫如陵主編在一篇〈中副內情〉的文章中提到，「任何人當《中副》編者，都要遇到一些棘手的問題，而問題的求得解決，又不在他的權限之內，以致問題成為死結，弄得外不諒於人，內有怍於己，重重誤會，種種非難，皆因緣而至。」他說的難題之一是篇幅，因為篇幅有限，而來稿眾多，便得面對大量退稿之難題，他說每天退稿五件，一年一千多件，如果副刊主編走在街上，便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主編《中華副刊》的蔡文甫先生也有同樣難題，他說「副刊每天只用五、六篇作品，而來稿往往超過若干倍，無法刊出必須退稿，所以主編的敵人遠比朋友多。」被退稿者的反應也有不同，有的愈退愈投、再接再厲；有的從此不相往來，有的還加碼寫封信來羞辱編者一番。

之前專欄中曾提到孫如陵當主編時退稿效率高，那時負責處理稿件的編輯，上班時間一手拿著剪刀，剪開信件封口，認為不合適，立刻寫好信封在下班前送到郵局，當時的作者都說中副效率高、退稿快，但是「不用的稿件不在中副過夜」的原則可能也有缺點，當天就處理完這天收來的稿件，往往會發生第二天收到的稿件還不如前一天退掉的水準，而且僅憑初審編輯一人的喜好，也可能把優秀的作品退掉了，例證如下：余光中先生曾說過，他有一首詩被《中副》退稿，自己看看覺得寫得不錯啊，怎麼不用呢？於是原詩再投寄一次，結果刊登出來了，事後他才知道原來之前孫主編休假，退稿的是代理主編；寫小說時的蔡文甫主編也有同樣遭遇，他有一篇〈女生宿舍〉的短篇小說被孫如陵主編的《中國文選》刊用，孫先生對他說，這篇小說寫很好，他說：「那是《中副》退稿的作品」。

我當梅新主編的助手時，負責初審以及退稿，但那些被退稿的作者，應該都是把賬算到梅新主編頭上，不會怪罪我這個小編輯的，梅新主編是知名詩人，文友不少，大約也飽受退朋友稿的難題。

到了我擔任主編時，退稿的問題對《中副》來說，似乎不是那麼困難，歸納原因，我認為︰其一，台灣報紙副刊計畫編輯的風潮已形成，容納自由投稿的空間相對縮小許多，寫作者大多已經體會到此一現實；其二報紙副刊的發表園地愈來愈少，解嚴以來增加的篇幅，新創的報紙又紛紛收攤，但寫作的人口卻有增加的態勢，從一九五○年代開始的作家們筆猶未老，中生代成熟，新生代作家崛起，老中青數代競逐有限園地，成名作家占有較大發表優勢也是不爭的事實，稿子不能留用，大部分的作者應能諒解。

此外，每家報社人事都一再精簡，以及電腦時代來臨，自留底稿不是難事，各家報刊都理直氣壯表示「刊用稿通知，不用稿恕不退還」。

退稿的意義原本就不在稿子如何回到作者手上，關鍵是刊用或不刊用，到了這兒，退稿這件事終於以另一種姿態道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