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群我倫理系列 群我倫理的講求

 |2015.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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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創辦人施振榮先生曾指出,半盲文化是台灣社會價值的失重狀態。半盲指社會大多只看重有形、直接、眼前的價值,卻忽略無形、間接、未來的價值。這不僅是急功近利,或者只是太現實,至少還計較利害得失;半盲文化則不理性,常扭曲了盱衡事務的價值比重。

有百年歷史的美國《新共和》雜誌,曾刊登路易斯.芒福德的文章〈自由主義的腐敗〉,指實用主義自由派過於依附科學和社會科學,對人格化的世界視而不見,貶抑直覺、傳統、歷史的角色,導致淺陋、偏頗的世界觀。

芒福德認為,唯有道德感高的人才能充分動員,為人類挺身而出。徒有生命,其實毫無價值,值得奮鬥的是正義、秩序、文化等普世價值。近年的阿拉伯之春、占領華爾街運動,都是基於這樣的價值取向與熱忱的道德感。

部分社運者高舉「公民不服從」的大旗,但對這個來自《湖濱散記》作者梭羅的理念卻未真正理解。梭羅認為公民不服從是「權利」,卻被誤解為「義務」。公民不服從雖挑戰不正當的法律或政策,但仍應忠於國家法制。

有些人為了達到自認的公平正義,以為手段可以不受法治約束。但犯罪學的破窗理論指出,當小型的脫序行為被容忍,將引發更大規模的動亂。自由的行使必須不妨礙他人自由,絕對自由將是他人的絕對恐懼。

追求公平正義,不能沒有群我倫理觀。任何公共政策都是一體兩面,自由和秩序是大家重視的價值,但在不同議題上,是選擇題而不是是非題。社運者往往自視代表全民,自我選擇法律適用,是偏頗不理性的。

群我倫理,強調個人與整體間的倫理關係。唯有把群我倫理放在內心的天秤上,才能引領大眾走向無私而公平的社會。文化人類學把社會分為「小社會」與「大社會」,小社會中講求維繫情感的私德,追求家族熟人的私利;大社會重視理性培養出來的公德,要維護的是大眾的公共利益和公平。

實踐群我倫理要「推愛」,把關愛對象由私而公、由近而遠推廣出去。不只愛自己的親友,也關愛陌生的社會大眾;不只關心自身的便利和好處,也應尊重別人的感受和權益。目前一些公共議題,都牽涉小社會的私利和大社會的公德、公共利益。如擔心垃圾場、核電廠,或老人院、精神障礙者中途之家對健康、環境品質和資產價值帶來的負面影響,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後院」心理,採取情緒化的集體反對、抗爭行為。

鄰避效應是經濟人與社會人糾結的結果,它有一定程度的積極作用,有助於糾正決策的失誤或不良偏好,維護公民的合法權利。但若小社會的私利超過大社會的公德、公共利益,也會產生對其他人的不公不義。

在小社會形成「共意」 情況下,群體情緒動員並不困難。但情緒化容易導致半盲文化,固著在簡單的平均主義上,為瑣細的差別爭執不休,而無法抬頭遠眺,長遠思考。台灣若不斷向庸俗的一端扁平化,多元化思維將遭壓縮。群我倫理要推愛,這不僅大社會適用,小社會也要將心比心。(系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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