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與作者的關係非常複雜，不是一種狀態，而是會因時因地置換，對於新人作者以及知名度較低的作家，編者是大主編；而站在大作家面前，大主編又成了小編輯，只是，不管是新作者或大作家，一定有他寫作的開始，第一篇作品發表的園地，如果大部分作品是在某家報刊發表、在某家出版社出版，那麼說是某報刊培植某位作家，或某位作家在某報刊崛起，也是很合理的說法。孫如陵主編曾說：「《中央副刊》很少說『培植新作家』這一類話，試想，大專院校的中文系、文藝系都培植不出作家，副刊何能大言不慚地信口開河？」

是啊，我加入副刊編輯行列時，《中央日報》已非第一大報，《中央副刊》也非第一副刊，對在《中副》上發表作品的作家來說，《中副》只是他們寫作歷程的某一階段。那麼以新作《陸犯焉識》再創寫作高峰的嚴歌苓來說，《中央副刊》應該是她寫作歷程中一個重要的階段吧。

一九九○年代，嚴歌苓離開家鄉中國大陸到了美國，進了哥倫比亞藝術學院研讀寫作課程，為了因應生活開支，除了寫作，她也打工，當過餐廳服務生、做過老人看護，當保母時還被喚為「大陸妹」，這時聽聞台灣報紙副刊的高額稿費，便開始向台灣的副刊投稿。透過同在舊金山的一位大陸學者介紹，〈栗色頭髮〉、〈我不是精靈〉等短篇小說開始在《中副》發表，然後也開始參加「中央日報文學獎」，第一次以〈少女小漁〉得二獎，隔兩年，〈女房東〉就拿下首獎。此後數年間，嚴歌苓以新人之姿，屢獲台灣各大文學獎，包括《中國時報》、《聯合報》文學獎，不管是短篇小說是長篇小說，幾乎都得遍了。拿現在流行的說法，那時的嚴歌苓就是「獎棍子」、「割稻部隊」吧。

在台灣得獎、出書，台灣讀者認識她了，漸漸中國大陸的讀者也知道嚴歌苓了，隨著編寫電影劇本以及作品改編成電視劇和電影，嚴歌苓成了「最被期待的華文女作家」。

二○○六年，嚴歌苓隨著外交官夫婿來台任職，雖然因為她在大陸已打開知名度，各種邀約不斷而經常赴北京、上海，待在台北的時間並不多，但我們仍然見了幾次面。第一次歌苓約我到她天母的寓所喝茶，她告訴我，她丈夫因她的軍人身分牽連而失業長達十年，這段期間《中副》不斷採用她的作品，這些稿費支撐他們度過艱難時期。她也曾對訪問她的編輯田新彬這麼說：「台灣是使我成為一個小說家最重要的地方，沒有台灣，就沒有小說家嚴歌苓。」

編者只提供園地，作者要努力綻放自己的光芒，看到在《中副》展開寫作（或成名）之路的作者們，繼續挑戰自己作品的高度，持續發光發熱，那麼這份刊物的生命也就延續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