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騰
我在一九八四年底接手《文訊》編務,希望能通過媒體編輯進入現代中文文學的歷史縱深,以及橫向聯繫台灣以外不同地區的華文文學,於是展開全方位的編輯計畫,其中最費力氣的專題之一是「香港文學特輯」。那時,我還沒有到過香港,但我深知,從晚清開始香港便在複雜的亞洲情勢中扮演一個重要的中介角色;一個充滿滄桑的島嶼,在中國大陸東南沿海閃爍璀璨詭譎的亮光。
《文訊》的「香港文學特輯」觸及港島的文學歷史,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發展。刊出時間是一九八五年十月,第二十期。
稍後,我陸續看到香港文化界的反應,左右都有,正面肯定和負面批評都有,其中最讓我感動的是輔創刊不久的《香港文學》,在其「一周年紀念特大號」之「香港文學叢談——香港文學的過去與現在」專題中,熱情洋溢地評介了《文訊》這個專輯,題為「鞭策」。
《香港文學》創刊於一九八五年元月,一周年的香港文學專題有百餘頁,主要是通過香港的文學期刊看香港文學的歷史,想來也是創刊不久就著手規畫的,港台兩個重要文藝傳媒,幾乎同時間各自動員可能的文化和學術力量製作香港文學專題,出發點不同,卻頗能互補。
在〈發刊詞〉中,《香港文學》提出以「各地華文作家」為訴求的辦刊宗旨,一周年時更在〈編後記〉中明白表示,他們要辦的是一個「世界性中文文藝雜誌」。我長期觀察這個刊物,它其實是「以香港為中心」,這既是一種立場,也是一種視野,一個立足於香港的文學雜誌,既以「香港」為名,則香港作家及其文學,當然會是它的主要內容;但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南來北往的華文作家在這裡交會,主客觀條件使它成為華文文學的中心。
一個編輯上的小動作說明了這個事實:在首任總編輯劉以鬯負責的十餘年間,在每一期的目次上,凡非香港本地的作家,必在其名字之上冠上其所在的城市名稱,譬如張錯在「美國.洛杉磯」,方北方在「馬來西亞.檳城」,黃東平在「印尼.耶加達」,陳子善在「上海」,羅青在「台灣台北」等;至於「香港本地作家」,採比較廣義的說法,譬如施叔青、鍾玲,她們在香港時,即香港本地作家。
我特別注意到該刊將區域華文文學集中表現成專題的情況,譬如在第一個十年即有:「馬來西亞華文作品特輯」(第一期)、「加拿大華文作品特輯」(第二期)、「新加坡華文作品特輯」(第三期)、「美國華文作品特輯」(第四期)、「泰國華文作品特輯」(第八期)、「菲律賓華文作品特輯」(第十一期),在世界各地,區域華文文學的存在組成「世界華文文學」,就我耳目所及,《香港文學》推動得最徹底。
在這樣的基礎上,第二任總編輯陶然先生增加香港本地文學的分量,且在文學評論方面投注更多的心力。
《香港文學》創刊三十年了,在劉、陶兩位先生的努力下,立足香港,放眼世界,成果非常豐碩。我和兩岸一些文友應邀跨海來賀,在旅店寫下這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