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畫卡通片《哆啦A夢》男主角大雄總是被胖虎與小夫聯手欺負，多虧哆啦A夢拿出寶物相救，終於化險為夷。

這樣簡單的劇情，創造出無數單元卡通，是好幾個世代共同的成長回憶。若說要為我們社會裡的團體霸凌找理由，像部分家長團體那樣把《哆啦A夢》的暴力情節推定為凶手，實在太牽強。

在作者藤子不二雄的設定下，有暴力傾向的胖虎是永遠的輸家，靜香的愛終歸于平凡善良的大雄。

何況在大長篇的冒險中，超越日常打鬧的是全體的堅定友情，甚至可對同伴捨身相救。

胖虎的暴力和小夫的尖酸無疑是存在的，但對青少年的影響卻不能單單抽出脈絡來理解，特別是這兩種行為在整個故事結構中作為負功能或是製造問題，而平衡故事完整性的正功能項目或解決問題的手段，正是哆啦A夢對大雄無條件的愛相較之下。

類推地說，《哆啦A夢》裡沒有胖虎與小夫就可以了，即使那樣的故事結構必然崩潰。既然《哆啦A夢》把善惡單純化已經是一種適應青少年思辨能力尚不成熟的安排，家長團體的單面主張就會是一種倒退，使青少年的認識幼體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作為監理傳媒的官署，當然不能不回應人民的陳情。然而這已牽涉到表意自由的範疇，而表意自由的根據，正是因為我們社會共同對思辨能力有信心。如果要求《哆啦A夢》的下架是對思辨的否定，甚或鞏固了家長對青少年威權。

張時健（台北市／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