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淑儀

苦悶的高中生觀看苦悶的電影，昏暗的氣氛猶如電影鬱結的每一個場景。看完電影，沒更懂得「二二八」，只有陳松勇自然精湛的演技稍稍逗樂了我，但同時也明白，笑樂的場景，是建立在隱隱與片中人同感的恐懼氛圍中。

一九八九年，侯孝賢以電影拍出了四十年前台灣人民的恐懼。長鏡頭在影片中不再是悠揚的生命樂章，不再是情緒變化的轉捩點，長鏡頭帶出了肅殺與壓抑氣氛。大家族的興盛衰損，個人的無常命運，隨著時代變化的腳步輪轉，你腳踏實地依靠家產創業奮鬥，你做著天光白日夢想趁機發財，你大放厥詞像個知識分子，你安分守己朝著理想和未來……然而結局都一樣。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惹上殺身之禍，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遇上無妄之災，你不知道哪個凌晨天未亮就會被喚醒帶走，你甚至不知道連喑啞無聲都是一種罪過。

原來暴力一直都存在。文清的文人朋友聚會，聊起當年國家現狀，他們說某某黨再不改進，人民就會繼續受苦，老百姓若要出頭，只有自己站起來。這句話在今日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因為就像是昨天才剛聽見。這麼多年過去了，從一九八九年到現在，或者說從一九四七年到現在，為什麼我們還能感同身受這句話？恐懼，是不是都是一樣？我們現在能大聲吶喊，能有說話的權利，能有表達的自由，那個時候卻只能偷渡天光，在黑暗中行走，在無聲中再繼續沉默。然而喑啞與壓抑、吶喊與喧囂，本質上到底有何不同？不都是在抵抗威權體制下泯滅人性的鎮壓暴力嗎？猶記得文清在事情發生後回到醫院，與寬美對談時的眼神，那樣空洞無助，充滿恐懼，坐在門檻上只是驚慌地望向遠方。他不需要說話，他也不會說話，但眼神卻告訴所有的觀眾，他恐懼，他好恐懼，他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

那種對自己命運的無能為力是最大的恐懼。但這種恐懼的來源，卻不是天意，而來自於人。

劇末告訴我們，躲不掉的隱隱恐懼只能面對。與其不斷害怕暴力的隨時出現，不如就站在正義這一方。文清寬美繼續支持地下活動的寬榮，直到文清被抓走的一天。電影反諷似地映演著權力傲慢所釀成的一幕幕悲劇，像是昭告著，如果不記取教訓，歷史注定重演。

是誰應當深刻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