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名敦

一堂安樂死應合法化與否的課堂討論中，代表正方的同學正激烈地質詢反方。「身體是自己的，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沒有人能代替。為什麼不能選擇結束生命，有尊嚴的死去？」

「你說的沒錯，但什麼程度的折磨和痛苦才能允許施行安樂死呢？而那些不被允許的，有比較不痛苦嗎？你的標準有問題。」

「哪有什麼問題，只要法律訂出明確的規範來，不管是合乎安樂死標準的，還是被排除的，有法律作為支持，這樣誰都沒有異議。」

每當訓練學生組織辯詞、模擬辯論時，總不免挑一些極具爭議性的議題。膠著的情勢永遠都在情理之中，畢竟這是一場「氣勢詞鋒」遠大於「邏輯推理」的初階練習，誰都不甘願俯首稱臣。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正反雙方似乎都有一個不成文的默契：當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最終的手段就是「誰合法誰就正確」。

望著洋洋得意、自詡為「法律代言人」的同學，我不禁深思：「合法」就「正確」嗎？「守法」就能提供最佳的保障嗎？事實上，思及於此的，絕非只有我，相信多數的人都曾想過這個問題。只是「法」一字何其龐然，細密繁複的法條、層出不窮的解釋，早已將模糊的「法」再暈塗上好幾層胭脂，裝扮得更為風姿綽約、神采動人，讓還不諳世事的學生都拜倒在「法」的石榴裙下，也能自豪地說一句：「不違法就沒問題！」

然而，真的沒問題嗎？

司馬遷在《史記》裡安置了〈循吏列傳〉和〈酷吏列傳〉兩篇文章，似乎有意將「奉公守法」的治理者和「手段殘酷」的官吏對列比較。雖然兩篇文章裡的人物分處不同時代環境，但有一特別的共同處是「他們都很守法」。

例如：〈循吏列傳〉裡的公儀休是魯穆公的宰相，司馬遷稱讚他「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公儀休施政執法一向遵守法令，從不變更，更不因宰相的職權而私心棄廢，因而樹立行政的典範，使百官效仿。公儀休的「守法」，是我們能理解也應尊敬的。但酷吏也守法嗎？是的，他們不但守法，還是絕對的法令捍衛者。

〈酷吏列傳〉中著名的張湯，肯定是「守法」的箇中好手，他揣摩皇帝的心意進而編排合適的法令，書中描述到：「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簡單來說，張湯的所作所為，一切都是依法行政，「很」守法的；此外，身為張湯身邊二把手的杜周，面對他人的質疑時，更是明白的說出其中關竅：「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張湯、杜周趨附上意、玩弄法令的作為固然令人不齒，但在皇權至上、口銜天憲的時代裡，他們捍衛代表「法」的皇帝意志，不正是「守法、遵法」的最佳代表嗎？

司馬遷在〈酷吏列傳〉的開篇提及孔子、老子兩人對於法的見解，並總結道：「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法律是管理工具，而非分清判濁的根源。制定法律的目的在於管理秩序和界定權責，「合法」僅是不違反基本規範，絕不是判斷對錯、是非的唯一標準。把「合法」與「正確」劃上等號，恐怕太過廉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