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國慶

對於未來世界的想像往往隱含對當代社會現象的投射作用，或藉此推測當今一些趨勢所可能引發的後果。科幻電影就提供一個既充滿想像，又別具政治和文化思辨的空間；「脫離寫實主義的限制」使這個電影類型別具「隱喻性」和「潛在的意識形態功能」。當然，保守的電影製作人會藉科技和未來世界的母體以投射對激進變革和集體社會的恐慌印象，間接地為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父權體制等右翼的社會理念提供正當化的依據。

在冷戰意識形態高漲的四、五○年代，以及反文化的六○年代，好萊塢的科幻電影時而藉反烏托邦和科技的意向來貶抑集體化的觀念和現代變革的潮流；而「他者」，像是外星人異型和機器人等也大都被賦予邪惡、無情和毀滅的形象，隱喻左翼或破壞既定社會體制的人物。

《五百年後》描繪一個高科技、極權主義的世界；在此，國家給予個人的唯一訓令是「讚美國家，讚美群眾」。而在《天外魔花》裡，人類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軀體被外太空生物所竊據，而變得冷漠無情。諸如此類的科幻影片不知凡幾。但是，從一九八○年代開始，社會、經濟結構的逐漸改變促使具有較激進社會理念的電影工作者製作帶有批判色彩的科幻電影。「他者」不再千篇一律具有單一、負面的形象。（《異形》的怪物為特例）。資本主義也頻頻遭受質疑。

引喻資本主義的弊病

一九七○年代以後，美國人面臨了持續的政經危機。大企業無限制坐大，政治領袖操守可疑（如水門事件和伊朗軍售案），公權力崩潰和高犯罪等都令美國人對未來不表樂觀。除少數電影，如《星際爭霸戰》和《星際大戰》，依然為資本主義或社會體制護航之外，其他觸及當今政經結構問題的科幻電影或多或少呈現批判意味。

往昔用以指涉社會主義的反烏托邦想像如今轉而引喻資本主義的弊病；資本擴張和勞力剝削的議題逐漸成為當代科幻電影的重要母體。因此，指涉資本主義的符碼頻頻出現於電影中，如《異形》系列和《九霄雲外》的跨星際（國）「公司」、《銀翼殺手》中生產複製人以進行星際屯墾的「泰羅企業」、《魔鬼終結者》的「電腦達因系統公司」、《機器戰警》的跨國企業「全消產物」……等皆是著例。這些影片將資本家挾科技與軍事力量與政府公權力互通聲息，以及跨國企業勞力和經濟剝削的本質暴露無遺。未來世界的景象也蒙上晦暗或夢魘的色彩。

除了凸顯資本擴張的問題外，當代較具批判性的科幻影片也對這個電影類型傳統的議題，自我與他人正邪對立的關係，提出某種程度的修正。就傳統的西方哲學而論，這種主客體截然二分的概念根源於本體論父權制、理性和男性為中心的思維模式；而「他者」則象徵女性或價值觀與這個本體論自我炯異的個人和空間。自我擅專為他人意義的界定者，成為「他者」的掠奪者。無論其性別或意識形態立場為何，這個自我被認定該為現代的科技夢魘負責。

若從社會整體運作的層面來看，父權體制、男性和自我中心的價值體與資本主義是領域雖殊，但類型相同（isomporphic）的社會機制，用以畫一地統治不同的社會個體。就此推論，當代科幻電影（尤其是上述電影）所呈現的政治觀是：批判資本主義和重新審視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是社會批判的一體兩面。「他者」不再偏執地指涉冷酷、具毀滅性的入侵者和人造人；遭受資本主義剝削和對抗這種經濟體制的人都是概念上的「他者」。

（摘自《跨越：文學、電影與文化辯證》，印刻出版）

【作者簡介】

張國慶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碩士、博士。現任國立金門大學應用英語系教授。曾任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考試院典試委員，開南大學學務長，國立金門大學總務長，桃園美國學校校長。著有《邊緣辯證》及《打開頻道說亮話》，並於多種報刊雜誌及學術期刊發表文學、電影及社會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