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馮建三 政大新聞系教授

很多國家都有最低工資的規範，但還沒有最高薪資法，更沒有最多財富法。然而，餐飲過量有礙健康，濫墾無法讓環境生態永續，開車超速容易車禍，大家都知道，人們有時自我約束，有時則由法律強制，總是以節度為尚。那麼，為什麼一個人的收入與財富太多，自己用都用不完，卻使經濟不平等加劇、也會讓人際信任降低、社會少和諧，再要更悲慘一些，就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麼，為什麼不應該立法，設定人們的薪資與財富的上限？

美國10%最高所得的人，占了全國所得的比率，在全球富裕國家中最高，達47%（2016年），歐洲是37%。若看財富，則1%最富的美國人持有39%（2014年），英國是20%。

超高所得的事實，也表現在企業集團執行長的酬勞（包括薪資、紅利……等等五花八門的收入）。6500萬美元，這是迪士尼集團執行長艾格（Bob Iger）去年的酬勞，是員工的1424倍。該集團創辦人的家族說，這「太荒唐了」。確實荒唐，美國營業收入最高的350家集團，前述倍數在本世紀「只有」300倍。不過，更荒唐的在這裡：1961至1970年，執行長與員工的薪資比是20倍，其間，美國年均經濟成長率是2.8%；到了2008至2017年，成長萎縮將近8成，僅有0.67%，薪資比卻膨脹15倍：大約300！

這是什麼道理？美國的整體經濟成長趨緩，大集團執行長酬勞卻如同火箭，快速飛升。也許有3個原因。

一是這些集團增長幅度，超過其他小公司很多很多。二是往往身兼董事的大集團執行長，擅於自肥。三是美國企業文化愈來愈迷信，以為高低薪資倍數與公司獲利率成正比，即便證據不足，有時甚至相反。

比如，Snapchat執行長斯皮格（Evan Spiegel）在2017年撈了6.38億美元，但該公司當年與今年合計虧損約45億美元。

以上3個或更多的原因是對是錯，可以分辨，但確定的是，美國執行長的超高所得，另有一個黑暗面向：一般員工的薪資所得不增反減，2009至2017年間，下跌10%。這就是美國的基尼係數偏高的原因，2016年是0.38，是富國當中最不平等的國家，法國低於0.3。

顯然，在高收入國家當中，若有一個國家應該率先立法，限制最高薪資（或最多財富）的屋頂，必定是美國。事實上，根據資深皮力卡提（S. Pizzigati）的考察，早在1880年，《紐約時報》就刊登了哲學家阿德勒（F. Adler）的看法。他在紐約市講演廳這樣說，「收入在超過一定高額、也很充分的總數之後，生活所需要的各種舒適與完善及改進，也都已經完完全全足夠」。此時，任何人再要有更多的餘額，就可以課徵百分之百的稅賦，畢竟這些餘額「對他僅只是門面的輝煌，是傲人與權力的工具」

70年後，1951至1963年最高所得稅率超過了90%，至1980也還有78%，不是100%，但也接近。

美國明年即將總統大選，參選人之一、自稱是「徹底資本主義者」的華倫（E. Warren）參議員說，財富超過5千萬與10億美元的家戶，一年當另貢獻2%與3%的財富稅；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 Ocasio-Cortez, AOC）要年收入超過1千萬美元的個人，貢獻70%的所得稅。美國人從19世紀末提百分之百的財富稅，經過半個多世紀局部落實，執行90%的最高所得稅率10多年。現在，華倫與AOC的提案已有61%與45%的民眾力挺（反對者是20%與32 %），這些正確的主張只要繼續說、不斷講，總有一天會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