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龔雋（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星雲大師的新作《人間佛教回歸佛陀本懷》的出版，對於「人間佛教」運動作了一個思想史的定位與論述，應該說是漢傳佛教「人間佛教」運動史上，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論著和新的里程碑。下面我想從近代漢傳佛教思想史的角度，略為談幾點個人的讀書所感。

一、人間性與「文明論述」

近代漢傳佛教中的「人間佛教」運動從太虛大師倡導以來，一直在傳統與現代、愚昧與文明、山林清修與融和社會、經懺鬼神與人文精神等等這樣一些對置的語境中來開展。「人間佛教」所訴求的，即是一種具有現代人文主義與理性傾向的人間佛教形式。近代以來，漢語佛教中「人間佛教」的論述，大多都是有針對性地以一種現代文明的論述來對傳統佛教中的流弊，特別是傳統佛教中那些神祕化、鬼神化的傾向開展批判，並樹立起自己的宗風。於是，「人間佛教」在我們看來，多少代表了漢傳佛教近代發展中的現代化性格，其思想的背後蘊含了具有一定現代人文主義因素的「文明論述」。這一點正是「人間佛教」最迷人，也是最引起傳統佛教派所不安與反擊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種佛教思想中的人間性與人文主義傳統，成為本書立論的一個基本方向，所以星雲大師批評傳統保守佛教退守到山林的清修，失去了「佛教入世的精神」和「人文關懷」，而他正是要從這一意趣上去恢復佛陀的本懷。如他對羅漢、菩薩、佛祖的解讀，就以生命與人性的角度來加以詮釋，認為這些都不過是不同「覺悟」的狀態；又如他把傳統佛教中的三大阿僧祇劫、東方世界、西方世界等，理解為「般若緣起」與「方便說法」，指出成佛的一切就是「在世界的空間裡」去昇華、遠離，「自我完成」，「做自己的貴人」等等，這些都看似與傳統佛教的主流論述不同，而表現了鮮明的文明論述的傾向。

二、近代佛教的

正統性與回歸源頭

問題是，「人間佛教」所闡明的佛教人間性與人文主義性格，真的如保守派所批判的，是近代的製作而有悖聖法嗎？正如近代人文主義傳統通常都是回到古典時代的文明中，去返本開新，而尋求對傳統新的解釋與發展；近代漢傳佛教中的「人間佛教」運動在思想的論述方面，也通過回歸源頭的方式來開展其思想的闡釋。太虛大師雖然特別提倡漢傳佛教的歷史意義，但也相當重視其與印度佛教法流一脈相承的方面。印順法師對漢傳佛教的某些批判也是從回歸印度佛教，特別是原始佛教的研究中開始的，他試圖以考辨源流的方式從印度佛教中去尋找「佛陀之特見」。

可以說，回歸源頭成為近代中國佛教思想論述的一種傾向，正如近代佛教學者魏慈（Holmes Welch）所發現的，中國近代佛教有一法流，即試圖回到佛教的起源去找尋「被遺忘了」的「純然原始的佛教」（Pure Original Buddhism）。從這一近代以來的思想法流看，星雲大師的這部著作正表現了一種思想史的自覺與延續，他開宗明義就把「人間佛教」的思想傳統溯源於佛陀本懷，通過對佛陀，甚至是初期佛教思想的再詮釋，來闡明「人間佛教」思想與運動的合理性，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論述。

近代所謂的傳統佛教，經常把一類並非本源意義上，而是後世被塑造出的傳統，誤認為是佛法的源流，而批判「人間佛教」背離了佛教的出世性格，流為一種現代主義。因此「人間佛教」試圖以一種更為原始性的回溯傳統，來批判所謂傳統佛教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這讓我們看到，所謂「傳統」本來就是在歷史的流動中不斷被塑造出來的。星雲大師提出的「人間佛教」論述中，跨越歷史，而在傳統源流與現代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關聯與論述，這一論述試圖表明「人間佛教」既是原初的，同時也是現代的。

此外，星雲大師的這部著作，不同於印順思想重印輕中的傾向，而更接續太虛大師的思想傳統，重視到中國佛教的傳統法流，因而本書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與近代佛教回歸印度而貶低漢傳佛教的法流不同，該書特別強化了漢傳佛教的正統性。書中對於中國佛教的發展特別的重視，並把中國佛教的思想，特別是發展到近代以來「人間佛教」的思想，視為與印度原始佛教法流一味。

原始佛教 法流一味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歷史的論述總是不斷地「試圖重構過去，但我們永遠也得不到前人在他們制度或體系中生活的直接經驗」，因為歷史並非擺放在那裡給我們去客觀認識的對象，歷史論述也不能夠按時間標尺，機械地排列過去而作客觀性的敘述，而總是經由論述者心靈重構、解釋而不斷地「重組」，這成為「歷史闡釋學」的一個基本準則。可以說，作為「原始的事實」，從學術的角度來說，本來就是一種「推論」所得，其結果仍然不過是一種理論而已。對於「佛陀本懷」，我們可能無法獲得一個從現代學術上看來具有普遍性的、本質主義的規定，而是必須保持著開放與多音的解釋。

所謂「佛陀本懷」，應該理解為一種獨特的歷史邏輯，即這個理想概念本身就是歷史的，不斷演化著和非決定論的。佛教史上不同法流及其聖典，都是在對「佛陀本懷」作出不同抉擇、闡釋的結果，每一次抉擇都不斷為「佛陀本懷」注入新的思想內涵，以至於這一闡釋本身也被聖典化了（Canonicity）。於是，從部派到大乘佛教，都是合法化的佛陀思想的法流，而這一抉擇的解讀史，實際也拋棄了「法界常住」的歷史神話。我們需要注意史學論述中的這種局限，特別是宗教史研究中的道體不變與流行化育之間，存在著永恆的緊張關係。歷史闡釋就是解讀者與遠古歷史、文本之間一種持續性的對話，而無法達成神學意味上的一元論標準。

另外，從歷史敘述來看，以源流思想之間的「同質化」來確保佛法的純潔性，難免會忽略佛教思想史中所出現的斷裂，及流變中所呈現的複雜異質性現象。通過古史溯源以定判准的方式，很可能無法給出一個普遍性的結論，而成為一個歷史的神話。福柯就對這種本源主義的歷史學方式提出了質疑，並深刻地批判了這種思想史的方式「誤以追本溯源為旨趣」，其實本源根本是渺不可及的。

歷史的本質乃是斷裂，而非連續性流變的。福柯發現，溯源性的近代史學，試圖從本源的探究及單一線形的思想發展中去發現歷史的真相，這種從起源到流變的線型考察中去追述本質真理的方式，以「溯求本源」去「恢復傳統」，而將複雜的歷史差異歸結為單一的形式、世界觀、價值系統，從而無法說明和解釋思想史中更為複雜的異質性因素，因而並不能夠真正完成「向起源的祕密本身的回歸」。於是，我們不能夠僅以現代學術史的方式，來評論大師有關「佛陀本懷」與「人間佛教」思想之間所建立的關聯。

三、學術的論證與宗教的體認

圓融道諦與世法，是一個偉大的學術理想。星雲大師並不想把佛教的論究引向學究式的偏執，佛陀的思想根本上是「源於佛陀的自證」，而佛陀自證的境地是「無可論究的」。於是，大師並不想在他的「人間佛教」史說中抹去佛學固有的宗教性。他試圖在「佛陀本懷」、原始佛教與中國佛教及近代以來「人間佛教」的道體與流布，回歸與分化之間上下求索，尋繹出一條一以貫之的大經大脈。他對於「人間佛教」做出如此宏大的歷史敘事，從學術史的角度看，雖然有難以克服的困難，卻試圖完成一個宗教家所應有的精神擔當。

研究歷史如果不能夠應用於生活和行動，那就如尼采所說，歷史學就成為「一大堆不消化的知識石塊」。在星雲大師有關「人間佛教」的闡釋中，佛學是為了探求和確保佛法真實道體的流行化育，他是把虔敬的宗教熱情，轉移到他關於人間佛教與「佛陀本懷」的研究上去的。他認為，佛法的精神價值源自於佛陀和聖者，必須對此有宗教性的體認與尊重，為此，他經常批判現代學者的佛教論述正是缺乏了這一價值的關懷。

本書在佛陀本懷與現代人間佛教思想間所建立的思想聯繫，並不單純是一個歷史的論證，而是一種經歷宗教內在化的體證後的心法之證，這裡表現出的不僅是教法的闡明，更是禪意的表達。畢竟，大師不是一位世間品格的佛教歷史與思想史家，而是一位充滿禪意睿智的智者。歷史是一個循進的過程，宗教家對於知識史的論述與結論可以有自己的抉擇，重要的是「智者能取能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