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教育改革的呼聲與實踐已經超過二十年，卻依舊沒有提供青年學子更精鍊的教育品質，我們不如稍做駐留，反省這場改革是不是有著捨本逐末的根本盲點？

當我們持續在教材內容與評量辦法去琢磨教育改革，卻未曾思索教育的精神早已喪失對傳統的尊重，更重要者，現行的教育制度過度重視知識的填塞與攝取，從來沒有容納心性的修養，即使有，都只是灌輸空洞的道德教條，卻沒有提供人反省與檢視自己內在生命的機緣，這可能才是台灣的教育無法跳開觀念死胡同的主因。

然而，曾經有一種「心靈的學校」，關注著人格的發展，早在宋朝與明朝時期，就跳開官學教育的羈絆，藉由個人往內在探索的型態，在華夏的土壤裡遍地開花，澆灌與滋補著華人的生命，使得無數卓越的思想家、教育家與政治家，在自由奔放的環境裡獲得養成與陶冶，這就是書院。

書院這種學校的特殊點，就在其誕生與演變，往往來自文化正發生嚴重的危機，社會價值失序，人的心靈異常焦躁與徬徨，無法獲得安頓。

這時候，如果有頓悟生命本相的人發出悲願，冀圖引領世道人心朝往智慧，就會興設書院來講學，講學的內容則不再是探索支離破碎的知識義理，而聚焦在生命的學問。

朱熹曾說官學雖然遍布天下，裡面遊歷的學子不過只在追求流行的趨向，希望得到社會物質的滿足為能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則完全沈寂到不曾聽人說起，這豈是國家設立學校教導人民的本意呢？

他還表示後世設立學校，老師與學生所討論的內容，都已經忘記教育的根本，追逐學問的末節，懷抱利益而擱置道義，無法復興古聖王的精意，因此雖然有學校的名稱，其實完全沒有實施真正的教育，導致風俗日漸凋弊，人才越發難尋覓。

朱熹更批評身為最高學府的太學，已經成為博取名聲與金錢的聚會場所，師生平日相見，冷漠的樣子如同大家都只是路人，每個月或季要考核時，又盡在促發師生相互嗜利苟且與冒昧無恥的情緒，只顧表面的評比，使得考核無法符合真正教育的宗旨。朱熹這番語重心長的談話，是否會讓我們對當前教育環境頗感眼熟呢？

王陽明並不反對人學習知識，但他更看重人親身的體驗。他覺得聞見的知識過重，反而是對良知的障蔽。他自己年輕時有個經驗：在龍場悟道後，他跟不曾讀書甚至語言不通的夷人講學，很容易讓他們洞見良知；與滿腹經綸的士大夫講良知，反而有各種語言的障礙，他因此特別看重人生命的涵養，認為涵養產生體驗的知識，其意義遠高過於聞見的知識。這使得他後來特別會花精神跟不見得很會讀書，卻對生命有著真實困惑的人論學。

王陽明後來鼓勵弟子在書院裡舉辦「講會」，這是種讓與會者全面攤開來檢視自己生命的討論機制，通過這種真實無隱的自剖與交流，心學在民間獲得熱情的傳播，使得書院成為當時溝通社會各種不同階層的交流場域。

清朝統治台灣兩百餘年，雖然書院已經在清朝政府有意識的壓制裡轉型為科舉預備學校，譬如新竹的明志書院就屬其中的典型，然而，該書院的執教者都是望重士林的大儒，如開台進士鄭用錫與文學大家陳維英，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的人格與風範，都使得明志書院依舊是在台灣傳承與深耕中華文化重要的土壤。

在中華文化現代化的道路上，書院固然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

然而，闡發中華文化不能只是宣傳古典文獻的記憶與背誦，更不能沒有來自心性的深度覺悟，從而應用於社會無往不自如，這是我們當前從事書院教育者應該具備的基本素養。

文╱陳復（國立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