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明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中,提到明世宗晚年諱言儲嗣(太子),楊繼盛等人不知趣,偏偏上疏屢屢論及此事,因此招來殺身之禍;還提到了海瓊山(海瑞)因為批評嘉靖皇帝的過失,險些陪上性命的事兒:「海瓊山指斥上過失,語太峻,甚至亦坐絞,會世宗上賓,得出。」緊接著他又說到了某位御史請求穆宗放歸宮人,引發聖怒,倘若不是江陵公等人全力相救,最終可能被處重典的舊事。最後,他發出了這樣的感嘆:「言官雖處不諱之朝。下語亦須裁審,乃知古來諫臣見殺,亦有時自取,非盡不幸也。」
楊繼盛是明朝有名的諫臣,但他的死到底是不是因為上疏建議嘉靖皇帝立儲存疑。但是海瑞因為批評嘉靖皇帝迷信巫術、生活奢華、不理朝政等缺失,因此被下大獄,最後因首輔徐階的鼎力相救,以及明世宗的突然駕崩,碰上朝廷大赦而僥倖保住了性命。而歷史上,臣子盡心盡忠地勸說皇帝這該注意、那該避免,可最終好心沒有好報,輕則丟官,重則丟命一類的事,經常發生。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沈德符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那就是:即便是處於一個皇帝相對開明,願意納諫的朝代,作為臣下說話也需小心掂量;假如太過莽撞、太過率直,不懂得說話的藝術,那麼,就是「找死」了。
當然,從根本上來說,在一個屬於封建和專制的社會中,任何人與皇帝對話都得小心點,因為後者掌握著生死予奪的大權——哪怕是你出於非常善良的動機,為的是社稷民生的長治久安;像唐太宗能夠虛懷若谷、察納雅言,魏徵無懼皇權、善進忠言,這樣的君臣乃是特例。
在中國,歷朝歷代大都設有言官。而在明朝,言官無論是權力還是組織架構,可以說都已達到了歷史之最:從明朝初年的朱元璋開始,便從制度上賦予了言官廣泛而重大的職權,包括了規諫皇帝、左右言路、彈劾、糾察百司、百官、巡視、按察地方吏治等;可以說,舉凡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衙門、從皇帝到百官、從國家大事到社會生活,都在言官的監察和言事範圍中。明朝這種「監督機制」乍看似乎相當完善,然而,從沈德符所列舉的嘉靖年間的數位諫臣的遭遇,我們便不難發現,這種監督機制存在著致命缺陷:處於最高層級的那一人,事實上沒人能夠進行有效的監督。
當出現這樣的情況的時候,所謂監督機制,也就變得荒唐可笑乃至毫無意義了。比如:晚明宦官專權與奸臣當道嚴重的程度,乃是中國歷史上所罕見,而之所以出現這些現象,還不是因為他們擁有一柄保護傘——皇帝!
因此,在那樣的社會中,作為言官、諫臣,假如不能準確地揣摩聖意,不知道皇帝愛聽什麼不喜歡聽什麼,就是腦袋搬家也怨不得別人——這是咎由自取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