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亮

說起用筆記本的經歷。多半和健忘相關。「好記性不如爛筆頭」被我奉為圭臬。後來有了平板電腦與智慧手機，筆記本實際是用得少了，因為我經常忘記它們被放在了哪裡。

我喜歡用紙箋。這是出於寫字的需要。豎格的直箋，隨便寫一些什麼，都覺得通體舒泰。記得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給老輩的朋友們寫信，還用這些紙箋。得到的回信是同樣的格式，去與來之間，便有了某種期待。跟爺爺的老朋友，三聯的范用先生通信。回信裡，會夾他孫子的一幀小畫，是出其不意的窩心，有些忘年相知的意思。但是，這些朋友，因為年紀的增長，陸續凋零。讓用筆書寫這個行為，似乎都失去了某種依持。

寫作間的觸動，往往是分散的。過於精緻的筆記本，不見得可以寫得出東西來。一些意念和想法，在信封、銀行賬單的背面，甚至雜誌的空白處，落筆成趣。但這種分散，也往往會讓自己吃了苦頭。因為在梳理隻字片語的箇中邏輯，猶如解字謎。所以，筆記對我而言，還是踏踏實實的「記」的功能，是回憶的載體。

這些年，由於寫有關民國的風物，錄了不少的文字。關於中國的鹽運歷史，關於北伐，又或者有關中國近代知識界的起伏──京津文胄的流徙、聯大的變遷……方寸之間，都成為歲月的積疊。因為涉及梨園故事，一段時間，沉浸其中。各種劇目唱段，在家裡繞梁不止。也作筆記，不記唱詞，不記曲譜。記的卻是伶人表達故事的腔調。同樣是西皮流水，《三家店》唱的是癡情；《打龍袍》唱冤屈與怨艾；《李逵下山》唱忠義，《四郎探母》唱的先是愛，後是關於信任的考驗。京戲的邏輯，包羅萬象。而音樂作為語言的傳遞，需要實時的翻譯與捕捉。自認不是很好的譯者，筆記本便派上了用場。

關於用筆記本直接創作，以往是少嘗試的。所以我十分佩服可以在筆記本上一揮而就的朋友。記得有一次去深圳作一個講座。對談的搭檔是前輩陶傑先生。上了車後，陶先生掏出一個本子（或者是拍紙簿），開始奮筆疾書。車上的談笑風生，對他並沒有任何的耽擱。路程不過半個小時，到下車的時候，陶先生將一頁紙撕下，給同行的工作人員，說：麻煩你找個傳真機。傳到這個號碼去。說完又補了一句：拜託，這是我今天要交的專欄。倚馬立就，我想。再看他，如同以筆為矛的俠客。

回憶起來，一次用筆記本成文的經驗，在數年前。那是一次在機場漫長的等待，因為航班晚點。漫長到看完了五集美劇，耗盡了 iPad 的電量，又看完了半本舒國治的行腳美食文集。終於，決定要做點創造性的工作。如此，從包裡掏出了筆記本，做了預設在鄭重其事的情境中該做的事情，為剛剛交稿的長篇小說寫自序。由於寫的是南京，思路尚算通暢。寫青少年時期的城市念想，寫這城市於歷史的遺留，由「三百年間同曉夢」寫到「文革」的青春暴烈，從秦淮河畔的老字號寫到「1912」仿製的民國建築。筆尖在紙頁上沙沙作響，竟出其不意地順暢，有如神助。那感覺太美好，至今記憶猶新。

那本筆記本是在南京的先鋒書店買的，封面上是喜慶的紅色剪紙。蓋著藍色橡皮印章。不幸的是，後來在一次旅行中遺失，自然就連同這篇序言的初稿。後來回到家鄉，又特地去了這家書店，買了幾本，聊作慰藉。不覺間，也重拾筆走紙上的樂趣。舊年搬家，發現了一本毛邊的線裝本子，竟是祖父的筆記本。扉頁上寫著「據几曾錄」四個字。打開，字跡龍飛鳳舞，潦草非常，遠非其常年治學與為人的嚴謹印象。有一些大約還是自己發明的速記符號，如今已難破譯。有一篇，大概可以辨識得出，是二十世紀三○年代時由川入滇的行程安排。手繪了一張地圖，工筆入微，是其中最有雅趣的部分。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人常說的旅行攻略吧。

《小山河》書中的內容，大約是回歸到了筆記最為原初的意義，有關於過往與觀看。記的是一些時間的感受，也是對人與生活的印象。這些感觸，用筆描摹下來，一筆一畫，源自尊重。